健康中国梦，他们在期待什么？

　　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盼着获得靠谱的养生保健知识，盼着到大医院看病更方便，盼着就诊吃药的负担再小些……”从大学校园的医学生到大医院的知名医生，从IT企业的城市白领到偏远乡村的农牧民，从时常看病的社区大妈到曾经身患绝症的职业病患者，在各行各业人士看来，健康中国该是什么样，每个人又有着怎样的健康中国梦？

　　上海医生杨震

　　医疗服务要公平可及

　　医务人员眼中的健康中国会是什么样？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工作了17年的杨震医生，为记者描述了他的梦想。

　　几年前，到云南省怒江上游贡山县的医疗支援经历，一直让杨震念念不忘。“那里条件非常恶劣，住院患者都要靠自己生火炉取暖，更别提医疗条件了。有个前臂骨折的孩子，因为大雪封山，从独龙江乡转到县医院治疗时已经过了1个多月，救治的最佳时机早被延误了。”杨震说，那里的县级医院甚至连常规手术都开展不了。“在大医院做个病理检查，送个病理标本，我们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县医院连个病理科都没有。”

　　因此，杨震觉得，对口支援是个很好的命题。大医院的医疗队将先进的技术和服务理念辐射到县，辐射到乡、村，可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解决看病难题。但是，培养留得住、带不走的人才队伍，不单单是靠一家医院的支援就能解决的，还需要激发当地医务人员的活力，凭借配套的政策待遇，让优质医疗服务在基层可持续发展。“健康中国一定是基于整体国力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医院正借助互联网，通过网络促进医疗资源进一步下沉到老百姓身边，与基层形成便捷的交流方式，帮助更多老百姓解决看病难题。”

　　喜欢研究医史的杨震告诉记者，中国医院的社会服务有很长的历史，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医疗机构针对贫穷贫苦的患者提供各种免费服务，甚至包括利用社会资源为患者提供生活赡养服务等。

　　杨震所在的中山医院成立于1937年。在1936年医院建筑主体刚刚落成，还在人员招聘的阶段，该院就设立了社会服务部并面向社会招聘。“当时招聘的要求非常高，要求是女大学生而且要会说普通话、粤语及上海话，以便于跟患者沟通。”杨震对这段“家史”非常了解。北京协和医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成立社会服务部，为患者提供除了救治身体疾病之外的生活关怀照顾工作。

　　“中国医院的社会服务是有历史底蕴的，慈善救助也是行医过程中自然而然遇到的事。有些生活困难的患者，在解决身体痛苦之外，还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助和照护。”杨震告诉记者，“我们医院接诊过一位藏族女大学生，她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右耳，由于家庭贫困、无力负担手术费，本想放弃治疗，但是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积极与救助基金等机构联系，不仅为她减免了医药费，还给她今后的学习生活提供了资助。”杨震说，医生的梦想不单单是患者的身体健康，还包括整个社会医疗系统的健康运营，“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杨震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医院协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他一直在为推广实施社会服务身体力行。他说：“应该把各级医疗机构的社会服务部门，理解为整个社会救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社会服务逐步影响医院的发展方向和理念，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通往健康中国的路途中，大医院和医生的职责不应该仅仅是开刀治病，还要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有一些属于公立医院本分的东西要捡起来。”杨震说。

　　云南村医邓前堆

　　让兜网底的人有奔头

　　靠一套滑轮、一根绳子，通过距怒江江面30米高、100多米长的溜索往返于被怒江一分为二的云南省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28年间不顾生命危险，为百姓送医送药而闻名全国的“索道医生”邓前堆，记性出奇的好。虽然见过无数记者，但拨通电话、稍加自我介绍，他就清晰地指出，距离上次见到记者本人已有3年时间了。之所以记得这般清楚，他说，主要是因为记者提到上次采访的地点是在云南省中医院，而他那一次的出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每一个细节，他都牢记于心。

　　当时的邓前堆刚“火”，他的两个愿望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一个是“给村子里修一条能通车的桥”，另一个是学点中医适宜技术。3年前见面时，桥已修好，他因而彻底告别了索道生涯；他本人也被邀请到省级中医院，由专家免费教授中医针灸、骨伤诊疗技术。

　　邓前堆说起那次学习经历依然非常兴奋，虽然省中医院骨伤科用到的很多设备，在村里不是特别适用，“但针灸特别好，不用花什么钱，还管用。唯一遗憾的是那次没有更多时间学习推拿按摩技术。这些中医技术不费钱，乡亲们肯定喜欢。”

　　邓前堆特别关注健康中国战略，从他的角度讲，既然是健康全中国，就肯定包括基层农村，而要提高基层的健康服务水平，就要做好乡村医生的培训、提高。

　　虽然邓前堆所在的县、镇也会组织乡村医生培训，但培训时间不长，一般1周。每村1个名额，如果1个村里有2名村医，其中1名就不能去；而如果仅有1名，就得提前通知大家有病直接到乡里就诊。赶上偏远村寨，特别怕出来学习耽误了百姓就医。邓前堆说，“希望健康中国的大战略中多考虑一下基层医生培训的问题，让村医培训次数多一点，时间长一点，学到更多东西。如果我们出门培训时能安排上级医生到村里代班，那就两全其美了。”

　　上次见面时，邓前堆还有一个苦恼，那就是村医的养老、传承问题。如今，邓前堆告诉记者，儿子倒是愿意子承父业，在乡上的医院培训1年后，在村里跟他干了1年。“但我觉得他文凭、能力还是不够，就又送他到怒江州的卫校继续上学。如今儿子学了两年医后，正在怒江州人民医院实习。虽然自己的这一摊子有了接手人，但邓前堆觉得这不是常态。

　　邓前堆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村医，一是待遇太低、又劳累，到外面工作则收入相对高些。尤其是当地地广人稀，平时诊疗量不大，没什么盈利，却得24小时待命，那就更不划算了。二是村医养老没有保障，这点最让人头疼。我认识的好多医生一边感叹还不如干脆当农民，至少年轻时还能攒点钱；另一方面还是拖着年迈的身体继续工作，因为只要一天在岗，总还有点公卫补助。”

　　“近些年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其他地州、市县，甚至福建、河南等其他省的村医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利用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多呼吁呼吁，让村医养老好歹有个着落。”这些嘱托让邓前堆心酸，所以他每年全国两会都交这方面的议案，但提了以后总不见改善，于是各地的电话又一遍遍打来，问他“上面怎么说的？什么时候实行？给多少钱？”

　　“我哪里答得出来。”邓前堆只好无奈地安抚大家，“我已经呼吁中央了，国家事情不少，我们耐心等待吧。”为此，他密切关注来自国家层面的每一点利好动向。“现在健康中国都成国家战略了，我希望村医养老问题能切实得到解决。农村是网底，要让我们这些兜着网底的人，心里踏实、有希望、有干劲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