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梦，他们在期待什么？

　　内蒙古牧民金钱宝

　　盼着好政策越来越多

　　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一路向北，农田逐渐变成草场。前召嘎查是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的一个小村庄，位于赤峰市以北大约280公里的一处平坝上。村子里干净整洁，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村委会门前一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旁边一栋通体洁白的小屋，那是村卫生室。

　　记者走进村卫生室时，65岁的金钱宝老人正跟村医坐着拉家常。

　　“我算是老病号了，腰疼、腿疼，肾也不好，还有点高血压。”金钱宝笑着说道，“虽然现在日子还不富裕，但也能吃得上药、看得起病，这么亮堂的卫生室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在2014年实施了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十个全覆盖”工程，安全饮水、街巷硬化、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等都被纳入其中，在前召嘎查的村口，五室分开、宽敞明亮的标准化卫生室就是在今年7月投入使用的。

　　“新农合可真是个好政策，让咱老百姓看病吃药越来越有底气了，我前几年得了场大病，凭着新农合，这不顺顺当当就过去了。”金钱宝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听说新农合现在报销的越来越多了，我是低保户还能多报点，再不够就让孩子们出点，真得了病心里也不着急，踏实。”

　　村医赵根柱告诉记者，金钱宝几年前因为肾结石接受了碎石手术，术后出现全身水肿，肾功能受到一定损伤，被紧急送往赤峰市的医院救治，前前后后花了几万元。

　　50岁的赵根柱已经在村医的岗位上工作了27年，日复一日守护着村民的健康，对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很熟悉。

　　“22名高血压患者、6名糖尿病患者，现在大家住得近，没事儿的时候就到各家转转，慢性病的随访管理现在可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赵根柱告诉记者，因为生活习惯和气候原因，村里人得风湿性关节炎的比较多，疼起来很痛苦，他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在卫生室多备一些止疼药、多上门看看。

　　在健康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需求？金钱宝憨厚地笑了起来：“我和老伴儿都有腿脚疼的毛病，一到冬天就厉害，现在苏木卫生院有蒙药药浴了，很管用，住3个礼拜才花五六百元，剩下新农合全给报销了。这在以前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啊。我呀，就盼着像新农合这样的好政策能越来越多。”

　　赵根柱说：“我也是盼着新农合的筹资标准能够再高点，再给大家报销多点。”之前，他看到金钱宝走路困难不像是简单的关节炎，后来他陪着老人到大医院检查，确诊是股骨头坏死。“如果需要做人工关节置换，乡亲们还是承受不起。”

　　安徽患者郑身贵

　　职业病患者不再犯难

　　郑身贵，记者习惯叫他老郑，他的命运之所以受到社会关注，是因为从2009年起，本报陆续刊登了《“我的生命拖不起”》等长篇报道，对因打工而身患白血病的他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救助。

　　老郑是一名赴江苏省江阴市打工的安徽藉农民工，打工期间被查出身患白血病，后发现生病与其在化工厂工作的岗位相关，从此他踏上了漫漫的求医和维权路。2008年，老郑经历了“诊断职业病—一次鉴定不是职业病—再次鉴定确诊职业病”的起起落落，在花光了所有积蓄，借完了所有可借的外债后，他走投无路了。

　　“这是我人生中最绝望的一段时间，身患绝症、求医无门、维权无路。先后找过卫生、劳动、安全生产、法院、人民政府，结果我被当做皮球踢来踢去，病情越来越重，钱越来越少，却找不到一家机构来帮助我。”老郑告诉记者。

　　2009年，临近春节时，记者赶赴老郑的家乡安徽省滁州市采访。老郑说，他虽然打赢了官司，却将输掉性命。那一年，安徽的冬天格外寒冷，夜宿老郑家的记者虽然盖了3层棉被，仍然冻得瑟瑟发抖，然而，让人更加寒冷的是老郑家的状况。“家徒四壁”是这个家庭最真实的写照，老郑70多岁的老母亲甚至试图跪下来，请求记者帮助。随后，记者辗转联系了老郑在南京的代理律师，他从法律角度给记者分析了职业病维权中弱势群体的艰难和无奈。

　　次年8月，老郑在本报的帮助下赴北京治疗。经本报报道后，老郑的故事得到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的关注，他亲自到医院探望老郑，并以个人身份给老郑捐款。经过在京近半年的治疗，老郑的骨髓移植治疗获得了成功。如今，仍在5年“危险期”的他已经回到老家继续休养。

　　电话中，老郑告诉记者，由于身体还比较虚弱，他暂时无法工作，妻子外出打工的收入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今年，他们的孩子已上初中三年级，目前保持班级第一名的好成绩。

　　“要说我的健康中国梦，”老郑说，往大了说，就是希望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能重视职业病的防治，让企业能在有效的监管下，切实履行自己应尽的预防控制职业病义务。今后，希望不会再有劳动者患上职业病，不再有家庭像我家一样，因为职业病而变得生计坎坷，不再有职业病患者经历我曾遭遇过的凄凉和绝望。

　　“往小了说，我希望政府能有一个明确的部门将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切实管起来。”老郑说，生病了要上医院，但如果得了职业病，该到哪里治疗，企业不负责任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是两眼一抹黑，政府机关大门的门槛又那么高，真心需要有这么个部门，只要打工者患上职业病，它就能管起来、管到底，不会把大家来回踢皮球。

　　老郑还说：“我维权哪会儿，《职业病防治法》不像现在这么完善，还起不到保护劳动者的目的。当然，即便法律完善了，没有很好的执行也不行。”

　　说到这里老郑挺激动的，“现在大家都在说‘依法治国’，我觉得，依法治国就是要让法律、法院真正成为像我这样的职业病受害者的坚实依靠。所谓‘人间自有公道在’，这公道不就是法律吗，这公道不仅要在人心里，更要具体体现在机构和部门对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上。”

　　最后，老郑的话题又回到孩子身上。“虽然我不能在物质上给予孩子太多，但我会用自己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教育他，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证明：我们的国家正在每一个个体的努力推动下，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护士小周，24岁

　　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2年了，这位资历还很浅的“美小护”，说起自己的健康中国梦却头头是道：“从我护理患者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健康中国梦是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自身素质，并且根据自身情况提出对自己的要求，你可以健身，我可以竞走，他可以跳广场舞。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心理健康，释放压力，目标就是不得病、少得病。”

　　“美小护”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也有一个梦。“作为一名护理人员，首先要把患者当做一个整体进行护理，不只关注患者的病情，也要适当进行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焦虑；还要对身边的人进行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为建设健康中国尽一份力。”

　　医学生小刘，25岁

　　天津医科大学学生小刘觉得自己的健康中国梦有点“自私”：“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爷爷、奶奶这么大年纪了，希望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妹妹能清楚青春期的基本常识；姑姑从医院看病回来，不用再因为排队人多、看病时间短、买药贵心塞了。作为医学生，目前我能够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就满足了。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能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不就实现了大的健康中国梦了吗？”

　　药企职员张先生，33岁

　　“实现健康中国，首先要改变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的心态和一些医生对患者不负责的现状。”由于工作原因，张先生经常要奔波于公司和医院之间，不仅要跟医生打交道，还要给患者做药物测试和临床监测，看着医患关系紧张不免担忧。“以后，我想做个普及健康知识的志愿者，深入社区为中老年人办一些公益性讲座。从个人做起，抵制网上破坏医患关系文章的传播。通过新媒体平台分享健康相关的内容给别人看。”

　　IT公司职员李先生，30岁

　　“挂号费上调，引入电子预约挂号，完全实名制；预约排期，只能本人来看病；退号之后，交给进程池来动态分配，而不是靠网速来抢，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黄牛’。”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互联网开发的小李说，他身边有不少朋友、同学从事医疗行业，常常在饭桌上跟他讨论挂号难的问题。“杜绝以药补医，切断医药代表与医院之间的利益输送，让医生堂堂正正拿高薪，我能做的就是做好互联网系统，从技术层面上提供支撑。”

　　社区居民王大妈，72岁

　　“我眼中的健康中国就是最好能再多报销点医药费，毕竟每个月的退休金就那么点钱呀。”王大妈的梦想很简单。王大妈患有糖尿病多年，儿女经常不在身边。为了看病能少花钱，她经常通过看电视上的养生节目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像我这样的退休老年人，应该平时多注意养生保健，多吃蔬菜、水果，记住医生的嘱咐，自己保养好了，就能少往医院跑了。”

　　卫生监督员陈超，35岁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监督所稽查科陈超说：“卫生监督一直在我们身边，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去医院看病、平时喝的水、理个发，这些日常行为的卫生安全都要靠卫生监督来维护。”他眼中的健康中国，是“给老百姓创造更加安全的就医环境，享受干净卫生的公共场所，喝上放心合格的饮用水，建立起良好的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安全秩序。让卫生监督在民众中有更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他还希望卫生监督队伍建设能不断壮大，让卫生监督在服务人民健康、维护人民健康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市民林小姐，36岁

　　“健康中国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周围的环境更健康，每天一早起来习惯性地先看看窗外，没有雾霾心情就会特别敞亮。希望‘APEC蓝’‘阅兵蓝’不仅就那么几天，事实证明只要政府下定决心，天会变蓝，草会更绿，水会更清。而且我是一位母亲，如果治理雾霾的速度太慢的话，我真的很担心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