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27年狙击糖尿病

　　如果没有参与一项科学试验，孙丽很可能早就患上了糖尿病。

　　那是1986年，这个黑龙江省大庆市的普通教师，刚刚生完孩子。她胃口好到每顿饭能吃七八个鸡蛋，但也胖得“走走就喘、干不动活”。在一家媒体的报道里，这个20多岁的母亲“腿长才2尺9，腰围却有3尺1”。

　　一项名为“大庆糖尿病六年随访”的科学研究，改变了这个糖尿病高危人士的命运。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与时任大庆油田总医院院长胡英华合作，对当地577位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生活方式持续6年的干预。研究结论显示，只需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就能有效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却发现了全世界都不知道的大问题。”现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专业首席专家李光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时至今日，这项科学研究仍然对试验人群进行追踪，再次印证了多年前的研究结论。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轰动世界的“大庆研究”并没有对糖尿病预防带来改变。来自上海瑞金医院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成人中糖尿病的患病率为11.6%，处于糠尿病前期的高危人群达到一半，这意味着每两个成年人就有一个存在最终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糖尿病的出路不在治疗，而在于预防。”同时担任中华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的李光伟表示，“但我们现在对预防研究还不够重视。”

　　对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能减少发病率达30%~50%

　　当潘孝仁带领20多位医生来到大庆进行糖尿病筛查时，孙丽的血糖测量结果为糖尿病前期。这一状况类似于交通信号灯的黄灯，是界于糖尿病患者和正常人之间的高危地带。

　　孙丽等高危人群正是潘孝仁寻找的目标。对于患者人群占95%左右的Ⅱ型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产物”，患者不得不产生大量胰岛素来应对一种“摄入了比以往更多的热量、却没有很多身体需求的情况”。

　　一个经典的案例发生在瑙鲁。在这个南太平洋岛国，不起眼的鸟粪里蕴藏着珍贵的磷酸盐矿藏。当西方人前来开发矿藏时，垃圾食品和悠闲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来。这里很快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国家——有一半人患有糖尿病。

　　“虽然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生活方式病，但干预生活方式是否能预防糖尿病，谁也说不清楚。”李光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国际上做过研究，但是很粗糙，结论没有被承认。”

　　刚从美国学习归来的潘孝仁找到了胡英华，希望能够验证这一猜想。按照他的设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庆已经出现了瑙鲁的景象。在人们的记忆中，当时“肉、蛋、油都是油田成批发放，两口子都在油田上班的，一年能分到两头猪”。当时参与研究的油田总医院医生王金平记得，大庆的街头，早早地就出现了体重200多斤的大胖子。

　　对于糖尿病这种富贵病，许多人觉得陌生而又遥远。根据一项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中国当时的糖尿病患病率只有0.67%。在如今每年12万糖尿病门诊量的中日友好医院，当时每天只需要一个大夫出门诊。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潘孝仁带领的团队先是对当地的200多位医生护士进行培训，然后对11万人进行筛查，选出577位处于糖尿病前期的危险人士作为跟踪对象，把他们分为饮食干预、运动干预、饮食加运动干预和不接受干预的对照组进行实验。

　　“改变生活方式太难了。”李光伟解释，“一个大胖子，你让他不吃饭，他肯定难受，不是他没出息，而是低血糖真难受。”为此，潘孝仁设计出一个中等强度的干预方案。每个厂矿卫生所的厂医作为监测员，负责20名左右被干预对象，在最开始的6个月里，半个月见面一次，进行指导。

　　“能站着就别坐着，站着的时候颠一颠那也是运动；你今天吃了俩土豆，就别吃主食了。”监测员就是用这种方式，对被干预者进行科普的。

　　这群高危人群的配合，也大大超出了科学家的预料。孙丽开始去跳舞，起初由于太胖没人邀请，她就“改跳男步，带着别人跳”；她把早餐和晚餐都改为青粥小菜；如果遇到请客吃饭，她就“挑清淡点的涮着茶水吃”。

　　“也就难受最初那两三个月，很快就习惯新的生活方式了。”她表示。

　　1992年，本来计划8年结束的干预提前看到了效果：简单的生活方式干预对于肥胖或不肥胖的高危人群，都显著减少糖尿病的发生率，其降低幅度达30%～50%。

　　“大庆研究”结束后，美国和芬兰随即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在不同的人群中证明了同样的结论。“等于我们是一块试验田，在这里成功了，其他国家就有把握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另一位参与者、如今担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杨文英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