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之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逍遥游》中，庄子首先以许由拒绝接受尧所治的天下为例说明何谓“无名”。许由拒绝的理由是，自己若贸然接受在尧手中“已治”的天下，不过徒得一个天下之主的名声。所谓“名者实之宾也”，是将人的实际状态（包括生存情况与思想境界）与社会名望进行对比观照。生存，“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思想，看到现实（名望对于社会生存的重要性）同时看得更远（超越存在之境的拘囿）。因此，“无名”不是对社会名声的简单拒斥，而是在理解的层面上进行自我消解。

　　庄子借统治者用世之道来说明“神人无功”。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无需尧平海内之政时所用的治理手段，正如断发文身的越人不需要章甫一样，说的是根据事物自身的状态以寻找因应之道。[诚然，在庄子笔下，尧治的天下与藐姑射之山等圣地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庄子精神世界中所真正向往的正是“自然而然”的藐姑射之山。但是，笔者认为，庄子很清楚神山不可再现于现实，所以对庄子在这里的意思或可作如此解读。]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之道，不以自己的情况衡量（限制）他人，庄子消解界限的努力至此又进了一步。

　　瓠与樗，皆被惠子说成“无用”，庄子顺势以“有用-无用-有用”的逻辑来解释“至人无己”。用，在此可作“价值”解。庄子批驳惠子，先以不龟手之药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价值来说明价值的可变性与进行价值重估的必要性，然后指出瓠的价值所在——“腰舟以自渡”。再以狸狌和氂牛的例子论述“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说明樗树的价值。庄子善以自然界生物为其寓言对象，然其实际所指仍然是“人”。从其多次强调“价值”的重估来看，所谓的“无己”并不是消解“自我”。笔者以为，或可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角度进行理解。

　　能盛水、能容物，是人判断瓠之价值的最大标准，但人的主观标准与瓠的自身情况并不契合。庄子认为瓠的真正价值在于“为大樽而浮于江湖”，既顺于瓠虚脆不坚且平浅不容多物的“体质”，又不逆于外界对它的“用”之期待（“腰舟”、“渡人”）。樗树的寓言，亦可同等观之。落实到人身上，则是社会价值（礼俗规范）与自我价值的辨析。社会价值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未必契合人的自我价值，强调的是人对自我的认知与对现实的超越。这一点，庄子已在原文中用“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点出。因此，“至人无己”似乎是对“圣人无名、神人无功”的深化。

　　庄子用“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消解了“界限”，但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人的自我价值如何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或者说，如何能以“无所待”而“游于无穷”？

　　综观《庄子》一书，笔者以为“尽其所受乎天”便是庄子对此问题的正面回答。然而，全文洋洋洒洒十万言，庄子在字里行间不断强调的意思似乎更多的是“顺乎人的自然之性”。因此，在真正解答该问题之前，还应厘清庄子思想中的“天-自然-人-本性”的确切所指，亦即学者所谓的“天人之辨”。

　　依杨国荣先生对于“尽其所受乎天”的解释，“是不断地去除或消解与天性相对的世俗影响。”与前文分析相对照，所谓的“与天性相对的世俗”，似乎就是礼俗等为安定秩序而设的外在规范，以及看似“洞明”地执著于内外之分。如前所述，这样坚守“界限”其实就是违逆本性、强制自己去迎合某一评判标准。换个说法，岂不就是“没有顺乎人的自然之性”？所以，“尽其所受乎天”与“顺乎人的自然之性”其实都是指向合乎人性的存在。或可认为，在庄子那里，所谓的“天人之辨”其实是“天人合一”。因此，顺乎本性而生，不为现实所牵绊而能超越存在境域的拘囿去对待万事万物，则能以“无所待”而“游于无穷”。

　　行文至此，庄子的“逍遥之境”已经呼之欲出。若从《庄子》原文来描画“逍遥之境”，笔者认为，《天下》篇中“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一句，是对庄子逍遥之境最为形象的表述。而同篇中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说法，则无疑是对庄子“逍遥”哲学的最佳概括。

　　以上，笔者试图沿着《逍遥游》的文本脉络分析庄子的“逍遥”哲学。同时，也可一窥庄子在思辨其哲学观念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在庄子看似散漫的诗化语言中，庄子每一步的论述都绝无虚笔，环环相扣，“周而复始”。刘凤苞以“层层脱卸，云委波兴”来形容庄子的行文，成玄英则说，“千盘百折……可想见惨淡经营之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