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爆炸事件后，大众应警惕替代性心理创伤以及认知短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张海音介绍：

　　心理急救并非专业心理咨询，不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提供。尽管心理急救包括聆听受助者的倾诉，但它不强求人们分析所经历的事情，也不要求人们对发生的事件、时间重新整理。怎样与身处困境中的人良好沟通，需要极大技巧。专家解释，遭遇危机事件的人通常会感到心烦、焦虑，有的人会自责、内疚。保持冷静、表示理解，可以帮助他们感受到安全、尊重、理解以及恰当的关怀。

　　倾听讲述是会带来很大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勉强任何人去告诉他们经历了什么，有的人可能不愿意谈论发生了什么、处于什么处境，此时安静地陪着就很好，或者给予他们一些实际需要帮助的东西，如一杯水、一些食物等。不要说太多的话，允许沉默，保持适当的沉默会给人们一些空间，鼓励他们愿意交谈、分享。专家由此列出心理急救中的恰当言行、不当言行表格。

　　恰当言行包括：尽量找安静的地方交谈，把外界的干扰降到最低；尊重他人隐私；依据年龄、性别和文化因素，靠近对方但保持合适的距离；让他们知道你在聆听，比如点头；保持耐心和平静；提供真实信息；用简单的方法让对方了解信息；理解体会对方的感受，比如对失去家园、失去爱人者说，“我真抱歉，我可以想象你很悲伤”；对他们的力量和自助行为表示肯定；允许沉默。

　　不当言行包括：不要迫使他人讲述遭遇；不可打断或催促对方讲述遭遇；不确定是否合适的时候不要触碰对方；不要对他们已做或未做的事情，以及感受做出判断，如“你能活下来应该感到幸运”等；不要编造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使用过于专业化的语言；不要告诉他们他人的经历；不要谈论自己的烦恼；不要给予虚假的保证；不要试图表现你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交谈中不要用贬义言辞。

　　心理咨询师具体能怎样做？

　　灾难发生阶段，心理咨询师仍然要及早介入。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当事人保持现实感，确保他们在日常事务上能得到照顾，确保有人陪伴，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增加他们的勇气和力量等。同时，告诉这些亲属们一些心理学常识，比如：危机发生后，因为危机所导致的一些失衡表现属于人的正常反应等，这可以帮助他们降低危机状态中因为失衡表现而产生的自罪或自责感。

　　如果噩耗被确认，可能有些人最后的心理防线会崩溃，这个时候，心理咨询师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就要开始了，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危机干预是一种通过调动处于危机之中的个体自身潜能来重新建立或恢复危机爆发前的心理平衡状态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术。由此进行的危机干预依次有以下几点：

　　一、帮助当事人表达或宣泄悲伤情绪。始终陪伴、充分倾听并提供情感支持，鼓励当事人通过痛哭或其他方式体验悲伤，体验痛苦。

　　二、帮助当事人适应丧亲的现实。如果当事人有自伤或自杀倾向，可与其充分讨论行为的意义和后果，增加其面对丧亲的勇气。

　　三、帮助当事人建立未来的生活计划。与当事人充分讨论，共同制订一些当事人力所能及的计划，为当事人树立一个前进的方向和目标，重建控制感。

　　四、鼓励当事人按照计划行动。让当事人承诺会按照计划行动，并随时督促和鼓励其行动。

　　壹心理心理咨询专家指出：危机发生后，人的心理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比如否认、自责、愤怒、过度悲伤等；而这些反应的激烈程度会因人而异。这些反应如果超出了一定的时间或反应太过强烈，就需要引起警觉。一般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危机所带来的痛苦会逐渐降低，失衡的状态也会慢慢恢复正常。

　　在危机发生后两个月内，当事人表现出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变化，一般都算是正常的。可是，如果持续半年以上，且状况没有好转，甚至反而加深，那么则需要有心理咨询师进行专业心理评估，再综合其个人心理力量、受打击程度、社会支持系统三方面后，具体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心理治疗。

　　现在的心理危机干预主要是由一些志愿者参与进行，这些志愿者或者是以往危机的受害者，或者是当前危机的受害者及其它受到危机影响的人。早期出现的危机干预组织中较著名的有“消灭艾滋病委员会”等。

　　但人们很快发现，危机干预中存在着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志愿者的美好意愿就能够解决的。因此，危机干预越来越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人员参与。心理咨询师在危机干预的专业人员中是一个最为活跃的群体。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咨询师的参与，危机干预的组织才逐渐从盲目走向成熟。

　　虽然人们意识到心理问题不同于身体疾病那么直接和表面化，很多潜意识深处的问题处理不好反而容易起到反作用，但现实生活中扮演心理危机干预角色的仍然以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为主，因为目前我国还没有足够的专业心理咨询人才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这也是为何我国大力扶持心理咨询师行业发展以及心理咨询师行业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重大突发灾难对人们生活的后续影响有哪些？

　　灾难会让人们的认知变得短视

　　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国民众由于担心恐怖袭击，更多地选择驾车出行替代乘坐飞机。然而，民众的担心却客观地造成了公路运输风险的增加。心理学家吉恩泽（Gigerenzer）2004年对此专门进行了统计，他发现，“9·11”后三个月很多人为了避免乘坐飞机而改乘汽车，这导致交通事故数量急速上升，交通事故而增加的伤亡人数超过了“9·11”遇难者的总和。

　　在灾难发生之后，人类固有的认知短视不仅限于此。中科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及其团队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汶川地震之后，在即时的小额获得和延迟的大额获得中进行选择时（例如今天得到100元还是半年后得到150元），人们在灾难发生后比以前更加倾向于选择即时的获得（现在得到100元）；而在即时的小额损失和延迟的大额损失中进行选择时（例如现在损失100元，半年后损失150元，不考虑通货膨胀），人们则更加倾向于选择延迟的损失（半年后损失150元）。

　　人们在灾难后的选择中可能会更加注重于眼前的得失而忽略长远利益，从而变得规避风险，决策更为保守。研究者们认为，“这种信心的变化不仅源于灾难事件的心理冲击，也源于突然增大的对未来行为和反应的不确定”。在李纾等人的另外一项研究中发现，若现在和未来的奖赏具有同样大小的风险，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现在较少的奖赏而不是未来较多的奖赏。尽管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如果现在的收益和未来的收益风险相同，那么风险的引入就不应该影响个人的选择，但是实际的结果却表明人们不会“理性”地平等看待现在和未来的风险因素，风险的引入让人们变得更为短视了。灾难之后，我们更应该警示这种心理，必须从长远上杜绝安全隐患，而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草草收工。

　　尽管理性经济学家一直希望人类通过学习知识让自己变得更为理性，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人类固有的认知习惯中包含了太多不理性的因素，这种认知习惯在灾难之后被放大地更为厉害。日本核泄漏后的抢盐潮的形成就与这种心理有关。只有让透明、安全、信任和爱成为社会的常态，才能让人获得持久的安全感，做出最理性的判断。

　　最后，愿逝者安息，天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