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大医家的学说 凭什么能够名留青史

医学理论的创新、医学流派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医人只有对宋金元时期历史、生活、政治、文化因素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充分把握金元医家学术流派形成的基础和原因。

刘完素

刘完素结合临床实际，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火热论及辛凉解表和泄热养阴的治法。其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理论基础上演绎发挥，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把属于火的10条、属于热的7条扩大为57条，总结归纳出了后世为之称道的“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也”（《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的论点。其学说不仅纠正了当时滥用温燥药物的流弊，而且打破了当时医界默守仲景陈规的局面，树立了因时、因人、因地的辨治典范。主要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内经运气要旨》《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

张从正

张从正继承了河间的外来火热之说，当时社会诸医均遵循《内经》的发病学观点，认为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盛行《局方》，医家不敢攻邪，恐伤正气。张从正则认为：“唯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曰平稳，误人而不见其迹。”（《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在继承刘完素“寒凉学说”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治疗思想。倡导“今予论汗、吐、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并谓之“三法能兼众法”（《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倡“邪去正安”，主张汗、吐、下三法为治。主要著作是《儒门事亲》。

他在刘完素倡导的《素问·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治”病机理论的启发下，持寒凉立论，将《伤寒论》中汗、吐、下三法的运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他的汗法（双解散），吐法（茶调散、三圣散），下法（浚川散、通经散、禹功散）等，都是在河间寒凉学说的基础上制订和应用之方，张从正在实践中发展了河间学说。

李杲

李杲是易水学派张元素的弟子，其所处的年代正值金元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此时脾胃病发病较多，加之他自己又是脾胃虚弱，就促使他不断地思考有关方面的问题。在其师张元素创立的脏腑病机学说“脏腑虚实用药”的影响下，李杲研究《内经》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独创了脾胃学说。在李杲的著作中，他大量引用了《内经》原文，对其中有关脾胃的理论进行了整理和创新，提出了“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

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卷上·脾胃虚实传变论》），把《内经》“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等观点做为自己理论的根据。在对内伤发热病的治疗中，李杲根据《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治疗法则，认为“唯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寒，甘寒以泻其火热而愈”“盖温能除大热，大忌用苦寒之药泻胃土”（《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创立了“甘温除大热”的治疗方法。

朱震亨

朱震亨生活的年代，元朝已统一中国，人民得以修养生息，他所在的南方物产也较为丰富，人的体质相对较弱。富者美食纵欲，相火亢盛；贫者郁火内生，皆易耗损阴精。然而当时仍盛行《局方》，滥用温燥。针对这种状况，朱震亨在总结前人论述相火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提出了自己的滋阴学说。丹溪认为“诸火病自内生”（《局方发挥》），以《内经》病机属火的5条为纲，对相火妄动的病证进行了总结。他以《素问·太阴阳明论》“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

故阳道实，阴道虚”以及《素问·方盛衰论》“至阴虚，天气绝；至阳虚，地气不足”等为立论基础，在《格致余论·序》中提出：“人之一身，阴不足而阳有余。”同时又从《内经》中“年四十，阴气自半”和“男子六十四岁精绝，女子四十九岁经绝”总结出阴精“难成易亏”（《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的思想。当然丹溪学说的形成也是受到了金元四家中其他三家的影响，首先是河间的“火热论”，以火热病机证治为主，多在外感；东垣则以脾胃虚损病机为主，偏在内伤；丹溪则将外感火热引向了内伤火热，同时提出的“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张从正的攻邪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