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芳：中医外交，久久为功

　　黄桂芳，1939年生于福建厦门。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历任科员、随员、三秘、副处长、一秘、参赞。1988~1991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91~2000年先后任驻菲律宾、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驻津巴布韦大使。退休后，两度出任我国礼仪大使。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副会长。

　　我在将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曾在五大洲的近100个国家留下足迹，常驻亚、非和大洋洲的四国兼驻一国，参观过多家大医院和诊所，同一些国家的卫生部长、医疗机构负责官员交谈，看望过援非几支医疗队，也同一些华侨、华人医生、销售商接触。我深感把我国的中医药推向世界，让中国的“国粹”造福于全人类很有必要，也有可能。

　　统一认识去除偏见

　　中医药学是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了不起。长期以来国内外存在着“中西医之争”，备受关注。中西医既然都以治病救人为终极目的，为何就不能共处呢？说到底，是有人对中医药存在无知、误解和偏见，甚至竭力贬低它，唱衰它。

　　同西医一样，中医可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中医在正骨、针灸、推拿、按摩诸方面有独特的技法，有些西医治愈不了的病，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耳聋、耳鸣、帕金森症等等，釆用中医的疗法却能很好治愈，或缓解病痛，延长生命。对有些病，例如中风偏瘫等，西医非要开刀，但中医用银针就能治愈。中医在养生健身上的功效更是西医无法比拟的。这些疗效和功能已经取得社会上的广泛认可。由于中药、西药理念和药性不同，对同一种疾病采用的治疗方法不一，疗效也就会有所不同。中医西医各有长短，不必去争论孰优孰劣。对于患者来说，只要能治好病，手段到底“姓中”还是“姓西”并不重要。

　　多加沟通增进信任

　　从外交层面来说，我们应当走出去，通过同双边负责医疗卫生的官员，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多次接触商谈，让他们增进对世界生命科学组成部分的中医药学的了解，搭建友好合作和交流的桥梁。还可视需要和可能，安排他们来华考察参观。我国驻外使领馆和驻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也应行动起来，在第一线多做配合推动工作。我建议将“中医外交”作为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有50多个成员国的非洲，缺医少药，疟疾、艾滋病盛行，最近还发生埃博拉病毒疫情。我国尽力伸出援手，有口皆碑。塞拉利昂外长卡马拉表示：“中国慷慨的援助表明，中国是塞拉利昂和非洲国家的真正战略伙伴。中国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和正直！”新中国从1963年起派出第一批医疗队起已历经半个世纪，受到非洲兄弟姐妹特别是受益的患者高度赞赏。建议在做好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如配备中医大夫和多采购中药材。津巴布韦卫生部长在我离任前专程来话别，希望我国多派医生以及津、中两国共同探讨用草药治疗疟疾和艾滋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中医中药寄予厚望。

　　正如当年的“乒乓球外交”“篮球外交”和后来的“熊猫外交”，我们通过辛勤努力，克服困难而开展“中医外交”从政治上可获红利，既巩固和增进同建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在世人面前可树立我们是世界公共卫生领域“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配合总体外交积极开展活动

　　2013年10月24日，在党中央首次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的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他还首次提出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的主张。

　　我们开展的“中医外交”，要服从、服务于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为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同时，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也为“中医外交”的开展搭建平台。我们对周边国家要按习主席的要求，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

　　加强宣传扩大影响

　　开展“中医外交”的设想和活动，要争取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支持。首先是国内的媒体推动，其次要争取海外华文报刊的配合。其中，也可多报道中医中药治病的卓有成效和积极反响，往后再力争逐步做有关国家主流媒体的工作。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与腾飞的世纪，在世界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中独树一帜的中医药学以及养生体系将大放异彩，一批掌握中华传统医疗真髓的中医师将声名鹊起，享誉海内外。

　　“中医外交”口号响亮新颖，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我们向世界推出，意在表明我国从事民族医学的同仁愿为人类的生命和福祉做出贡献的诚意，愿同其他国家医务工作者并肩携手，互利共赢。这是利在当今、惠及后代的功德无量的实事、好事。让我们共同为中国传统医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奋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