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国人口的10%-20%是近视。而今天,接近90%的青少年和年轻人都近视了。在首尔,19周岁男性的近视率达到惊人的96.5%。东亚一直没摆脱这波空前的近视增长大流。
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近视率的剧增,欧美一半的年轻人都没有免俗得了近视——广泛程度已是半世纪前的两倍。据估计,在未来五年之内,世界人口可能有三分之一——25亿人——会患有近视。“我们正在走向一场近视大流行。”澳大利亚布莱恩·霍登视觉研究所(BrienHoldenVisionInstitute)近视项目的带头人帕德玛贾·桑卡里杜格(PadmajaSankaridurg)说道。
近视可不只是不方便而已。框架眼镜、隐形眼镜和外科手术能够帮忙矫正视力,但它们并没有解决深层的缺陷:近视者的眼球会稍稍伸长,晶状体会将远处物体的像会聚到视网膜之前,而不是视网膜之上。在严重的近视案例中,这种变形牵拉了眼球内部的组织,使之变薄,增加了视网膜脱落、白内障、青光眼,甚至是失明的风险。
因为眼球会在童年阶段生长,近视也普遍在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中发生。在东亚,大学生年龄段的人里大约有五分之一有这种严重形式的近视,而其中的一半可能会发展出不可逆的视觉丧失。
追踪视力
许多年来,科学群体都认为近视主要是因为遗传。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表明,比起基因不相同的双胞胎,近视在基因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中更普遍,这意味着近视的易感程度受DNA的强力影响。在科学家的努力搜寻下,基因组中超过100个片段都被发现与近视相关。
但显然,基因不可能解释事情的全部。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1969年的一项对因纽特人的研究。这些因纽特人住在阿拉斯加的北端,生活方式正在经历变化。对于那些在孤立群体中成长的成年人,131人中只有2人有近视。但他们的儿女和孙子中却超过一半的人都成了近视。遗传变化发生得太慢,不足以解释这么迅速的变化——因纽特人的例子也好,自那之后记录到的全球近视率飞涨也罢。“一定有个环境因素导致了这些世代间的差别。”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近视流行病学和遗传学的邵星梅(音译,SeangMeiSaw)说。
书本曾是明摆着的“凶手”。这个观念在400多年前就有了,那时德国的占星师、光学专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Kepler)将自己的近视归罪于他所有的研究。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在19世纪前,一些有名的眼科医生会推荐小学生们使用头靠以防止他们离书本太近。
近视率在现代的增长反映出一个趋势:许多国家的小孩正在花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学习,或者黏在电脑或智能手机屏幕前——在东亚国家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社会对学习成绩的高度重视正在促使孩子们在学校待得更久,在学习上花更多的时间。去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的一项报告指出,平均每个上海的15岁小孩现在每周要花14个小时做作业。相比之下,英国是5个小时,美国是6个小时。
研究者们一致地记录到了教育方式和近视普及度的强烈关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发现以色列的青少年男性中,在犹太教会学校(yeshiva,学生成日学习宗教经文)学习的学生比看书时间少的学生们有着高得多的近视率。在生物学层次看,说长时近距离用眼能改变眼球的生长貌似很合理,毕竟眼球会不断调节射入的光线,使近处的图像聚焦在视网膜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