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被诊出严重抑郁 妻子怕成全县笑话反对住院

　　“最近官员自杀的出现频率呈现历史少有的密度，公务员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发生率确实在逐年上升”，7月6日，公安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赵国秋告诉记者，公务员对抑郁症的“病耻感”高于普通人，隐秘性特别高，“怕影响升迁，怕被人说闲话，导致不及时就医或病情严重时才就医，10%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有自杀倾向。”

　　6月10日，湖南岳阳市环保局总工程师杨坪罗跳楼自杀；6月5日，山东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陈白峰在住所附近自缢身亡；4月9日，浙江奉化市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主任何高波自缢身亡……此前，记者梳理公开报道曾发现，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份。其中，无法明确具体自杀原因的达63%，大多以“抑郁”、“压力大”等说法概括。

　　面临升迁换岗时易出现心理问题

　　“一线公务员最易出现抑郁症——他们直接接触公众，处理各种繁琐事务，又处于公务员系统的底层，往往无法享受到被公众普遍认知的‘优厚待遇’，容易出现反差，久而久之，形成心理疾病”，长期研究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的赵国秋告诉澎湃新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则认为，“处于夹层中的处级干部最易出现心理问题——上级官员位高权重、底层公务员只需做领导吩咐的工作，处级干部压力最大，既要干实事，又要揣摩上级意图，就像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

　　赵国秋、许毅都是浙江屈指而数的心理专家，近2年每人受邀到全国各地讲授心理卫生公开课不下百场。2007年起，赵国秋受省政府委托，对省市县乡4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摸底调查，并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牵头人，“数据我都有，但不能公开，已经形成文字报省政府。”

　　公务员出现心理问题的高频率，在2人的日常接诊上可见一斑。

　　赵国秋每周五下午的专家门诊限号15人，“公务员几乎占一半，开始他们不会主动透露职业信息，但患者必须对心理医生诚实，大多会随着治疗的深入表明公务员身份。”

　　许毅也发现，公务员因抑郁症就诊的比例逐年提高，“明显感觉来看病的公务员多了。”

　　另有数据表明，三甲医院浙大一院精神卫生科每年有约4万人次因抑郁症就诊，其中一半是公务员。

　　对于“曾接诊的最高级别官员”，2位专家都拒绝回答，但据透露，相较于普通患者，一些职位较高、公众场合露面多的官员会通过秘书将他们约到家里、茶楼包间等私密的地方；有的就诊时用假名，宁可自费，与医生沟通也用“某地”、“某单位公务员”含糊表述。

　　赵国秋的心理课程一般分压力管理、情绪管理、亲子管理3章。“前2章主要围绕工作，亲子管理是家庭范畴——工作、家庭是公务员出现心理问题的两大根源。”他认为。

　　“公务员在面临升迁、换岗，接到新工作任务时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生活方面，出现婚姻感情问题，子女就学就业遇到困难也是心理问题高发期。”许毅告诉澎湃新闻。

　　赵国秋进行的1项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显示，“认为社会不公”，即感觉自身或周围有诸多不公平现象是公务员产生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工作压力、体制变革、经济收入、亲子关系、婚姻关系等。他表示，公务员在任免职务前后经常感觉遭遇不公平、职务上升无望，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

　　“县长住进精神病院不成了全县的笑话？”

　　“睡不着”、“心慌乏力，不想工作”这类具体征象的描述是赵国秋听到最多的患者开场白。

　　“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主动表达心理状况，但这些具体行为深究下去，往往就是抑郁症的指征”，赵国秋表示，国人抑郁症的识别率、治疗率特别低，“10个患者只有1个会主动寻求医生帮助，公务员的这一比例更低。”

　　他见过各式各样的抑郁症患者，有的甚至是笑着走进诊室的，说自己没大问题，只是失眠，但听到他问“有什么能帮你的？”突然泪流满面，情绪像开了闸一样涌出。

　　“患抑郁症的公务员就医时的病情严重程度比一般公众更高，基本到重症时才会求医”，许毅告诉澎湃新闻，公务员普遍文化程度较高，但对抑郁症的认知依旧不足，认为治疗要服用精神药物，因而拒绝治疗，“普遍认为因抑郁就医是不可告人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会影响仕途，所以一拖再拖。”

　　许毅曾对南方某县的县长进行会诊，诊断结果为严重抑郁症。“我和家人说必须住院治疗，不能把他当做县长，应该当做普通病人”，许毅说，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说“县长住进精神病院不成了全县的笑话？”许毅只能叮嘱家人要24小时看护，预防自杀，但悲剧仍没有避免——县长趁家人不注意，跳江身亡。

　　“就像前20年的中国青少年没有接受过健康的性教育一样，中国官员在工作中接受的都是政治教育，不知道如何面对心理压力，很容易出问题”，赵国秋认为，公务员的压力和普通人不同，社会对公务员的认知异常，普遍高看公务员职位，认为他们地位特殊，公务员身负家人、朋友很高的期望。但实际情况却是职务上升空间很窄、面对的人际关系复杂，上层政策多变。

　　赵国秋向澎湃新闻表示，公务员患抑郁症后不愿对别人说，忌讳涉及方方面面，“担心影响别人对他精神正常与否的判断，怕领导知道了不会提拔他，也怕社会上的闲言碎语。”

　　公务员“知心朋友”达标率只20%

　　2011年接触过的1个病例，至今让赵国秋唏嘘。1位警方人士一直负责重案侦破，压力很大，9月被确诊患抑郁症。“他提前挂了我的专家号，到11月临近就诊时，护士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他妻子，哭着说‘人都死了，还看什么医生’？”

　　赵国秋告诉澎湃新闻，次日他在新闻中获知该官员跳楼自杀了，“太可惜了，才40几岁，如果有机会聊一聊，也许能救下他。之后我就告诉护士，如果患者已有自杀倾向，再忙也要加号，不能耽误。”

　　持续情绪低落，伴有痛苦体验，早上醒来特别明显；对所有事情兴趣减退；早晨3、4点醒来后无法入睡，睡眠少于6小时；否定自己工作的能力；工作效率直线下降——这5项是赵国秋分析的公务员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如集中表现，80%可确认患抑郁症，必须寻求医生帮助。

　　赵国秋建议，公务员必须提高对心理健康的认知，而目前的普遍状况是态度消极，一知半解。其次，面对压力时应采取正确的心理策略，不能仅凭经验摸索。再者，必须有3个知心朋友，人生观、价值观一致，可以讨论隐私，遇到巨大挫折时可以无条件在身边支持。“在‘3个知心朋友’这项指标上，公务员的达标率只有20%”，他表示。

　　“赵本山小品里的‘让我们捋一捋’其实很适于抑郁症治疗，医生会引导患者调整认知结构，记日记进行自我监督、反思，纠正负性自动化思维。”赵国秋说。

　　“很多公务员感觉自己出现心理问题时不及时找医生，而是自行判断，认为散心、旅游就能解决，反而拖延病情”，许毅表示，抑郁症治疗采取正规的心理干预、药物和物理治疗，一般2~3周就能起效，“治疗手段不存在问题，主要是纠正对抑郁症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