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已全球大流行 世卫组织承认了

过去两周，中国境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增长13倍，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数量增加两倍。截至北京时间11日，全球114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1.8万例，死亡4292例，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医院里为生存而战。

就在“官宣大流行病”的这一天，欧盟27个成员国全部出现病例。欧洲理事会主席表示，已准备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德国确诊数突破1600例。“德国约8200万人口中，70%的人，也就是最多5800万人可能被感染。这是已确诊数的3.7万倍。按照WHO透露的3.4%病死率计算，预计会有195万人死亡。”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德国）需要明白，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进入欧洲。”

意大利是目前中国境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2万，800多人死亡。

同为重灾区的伊朗，虽然得到WHO支持的4万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但辅助呼吸设备仍旧紧缺。

全球范围内，成千上万的航班被取消，各类大型活动或取消或推迟。

谭德塞强调，将新冠肺炎疫情描述为“大流行病”，不会改变WHO对其威胁的评估。它不会改变WHO正在做的事情，也不会改变各国应该做的遏制和抵抗。

“那么，将新冠肺炎称为‘全球大流行病’，究竟意味着什么？”美联社提问。

WHO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有关新冠病毒的最新消息。/美联社

为何要官宣“全球大流行病”？

“医学界”在3月10日《为何世卫组织仍不官宣“全球大流行”？》（点击回顾）一文指出，WHO此前称新冠肺炎为“地区流行病（epidemic）”，即在特定地区、某一人口群体中，超乎预期暴发的疫情。

“全球大流行病”原是WHO对流感的描述，是指“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多数人没有免疫力”。

此前，WHO将流感分为六级，第一级到第三级是指主要为动物感染病原体，人类感染极少；第四级是可持续的人传人；第五到第六级则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传人，即“大流行”。

从概念上讲，“大流行”更侧重于病毒的影响范围，而非疫情的严重程度和病死率。

2013年后，WHO弃用六级警示，改用“四阶段”来描述传染病流行，包括流行间歇期（interpandemicphase）、预警期（alertphase）、大流行期（pandemicphase）以及过渡期（transitionphase）。

“直到如今，人们还是惯用‘大流行’这个词，来形容传染病全球性传播。可见，这并非一个严格定义，而是一个模糊的概念。”2月底，WHO发言人亚沙雷维奇（TarikJasarevic）说。

美联社援引谭德赛发言称，WHO描述新冠肺炎疫情为“大流行（pandemic）”，是基于“疫情特征符合”，即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冠病毒变得更加致命。

如果一个人不在疫情传播地区，或没有去过疫区，亦或没有接触过确诊患者，那被感染的风险很低。

美联社表示，“全球大流行病”是一个标签，或能触发各国政府启动防御计划，尽可能采取紧急程序，如更严格的旅行和贸易限制，来保护该国民众。

3月2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戴口罩的人多了。/GettyImages

宣布全球大流行，对疾病严重性有影响吗？

“许多人并不理解‘全球大流行’的真正含义。但它肯定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病毒学家麦凯（IanMackay）说，多年来，这个词没有得到适当的解释、说明或定义。它一直放在抽屉里，只在情况最坏时被拿出来使用。

WHO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瑞安（MichaelRyan）对官宣“大流行”亦持谨慎态度。他表示，使用“全球大流行病”来形容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促使大家采取更具强硬性、更密集的行动外，不会触发其他事情。它不能阻止感染，亦不能挽救生命。”

瑞安强调，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是“轻症大流行”，如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

目前，各国新冠病毒病死率等数据有所差异。但总体上看，相比同为冠状病毒感染的SARS和MERS，新冠肺炎的病死率较低，更多引起轻度或中度症状，大多数患者会在几周内恢复。而危重症主要集中在老人、患有慢性基础疾病者。

“各国不要仅仅关注‘大流行’一词，而应该关注预防、准备、公共卫生、政治领导力与民众这五大关键领域的应对措施。”谭德塞说。

他说，已有一些国家证明新冠病毒能得到抑制和控制。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得到实际控制的大流行。“对于许多正在应对大规模聚集性感染或社区传播的国家来说，挑战不在于它们能否做到这一点，而在于它们有多大意愿这样做。”

谭德塞称，自己担心的不是成功的抗疫措施能否被各国沿用，而是那些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借鉴。/AFP

“全球大流行病”迫使我们思考一些棘手问题

“宣布大流行病，对各国政府、卫生部门、医务工作者和民众而言，都可能面临道德挑战。其核心是，如何快速、安全、公平地响应新冠肺炎疫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科梅萨罗夫（PaulKomesaroff）指出。

比如，如何快速安全地开发新药、研制疫苗。

“药物和疫苗研发，存在未知风险。我们必须和时间赛跑，但也要在研发速度和遏制病毒传播之间，找到平衡。”科梅萨罗夫说，当我们不得不提升研发速度时，仍要遵守临床试验的伦理道德，并加强监督。我们得想明白，在“大流行病”现状下，将受试者和患者置于较高的风险下，是否合适。

但美国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公司Moderna的首席医学官扎斯卡（TalZaks）表示，该公司正以“破纪录”的速度，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我不认为在动物模型中得到求证，是将其用于临床试验的关键前提。早在3月第一周，美国国立卫生院就在招募健康参与者。”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学助理教授林奇（HollyFernandezLynch）认为“这非常糟糕”，“常规疫苗研发需要5到10年。在常规动物实验之前先做人体试验，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如预期那样，将风险降到最低。与研究获益相关的风险，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科梅萨罗夫指出“加速研究”的潜在好处。“为了确保临床研究符合道德规范，医学科学界花了数年时间，构建详尽但复杂的临床试验框架。在当前紧急的疫情压力下，我们或许能找到减少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的通路，加快决策速度，提高系统响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