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栓塞如何防治？新指南告诉你！

“我国的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已今非昔比，当前已呈现全新的发展局面。”4月14日，第十届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疾病学术会议暨第八届国际肺循环研讨会于贵阳召开。大会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王辰院士表示，目前，肺栓塞不再被认为是少见的疾病，反而十分常见。以肺动脉高压为代表的肺血管疾病不再是一个令人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疾病，新的治疗方法不断涌现。

“近十余年来，秉承‘提高意识、规范诊治、深化研究’的三大防治理念，我国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防治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总体而言，我国肺栓塞和肺血管疾病防治仍面临着大量问题。面对挑战，我们呼吸医师不敢懈怠，务必脚踏实地以更积极的姿态与作为投身其中，承担肺栓塞和肺血管疾病防治的责任和使命。”王辰院士说。

王辰临床实践指南寻觅“中国道路”

制定符合中国临床实践情况的指南意义重大。但是，相对于欧美指南，当前中国在指南的制定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质量整体偏低。中国的指南制定者较少采取系统评价证据去支持推荐意见。相对于欧美国家，中国医药卫生管理部门或非营利性组织用于专项资助指南制定的情况很少。药厂资助成为中国指南制定的重要经费来源，这有可能导致潜在的经济利益冲突，从而影响到指南的公正性和可靠性。

临床实践指南是基于系统评价证据，平衡不同干预措施利弊之后，形成的能为患者提供最佳医疗保健的推荐意见。在当今中国，指南对中国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和医疗质量的提升尤其重要。

虽然直接采用或恰当改编国际上现有的高质量指南，有时候是一种更加高效和更具有成本效果的做法。但国际指南纳入的证据绝大多数来源于欧美人群，由于人群、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国际指南的推荐意见在指导我国临床实践时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中国仍然有必要制定新的针对中国患者和人群、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循证指南。

在制定一部指南之前，应对现有的指南开展充分的检索和评估，下一步需确定是直接采用或改编现有的指南，还是制定一部新指南。如果指南小组决定要制定新指南，则应严格按照指南制定的方法和流程。此外，中国的指南制定者和卫生政策管理者应建立一个国家层面收录、传播和实施指南的系统，同时应加强对指南的利益冲突管理和质量监督。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指南和指南方法学研究发表到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中国指南制定者和方法学家还在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指南制订机构和循证医疗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总之，中国正在迅速提升指南制定和研究的潜力，在国际指南舞台上也越来越多地发出声音。未来的中国，不仅可以为国际医学界贡献高质量的中国指南，也可以交流分享指南制定、实施和研究的宝贵经验。

翟振国新版肺栓塞指南的8个“新”

近年来，肺血栓栓塞症（PTE）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医学界关注，相关学会发布了系列诊断、治疗和预防指南。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翟振国教授指出，这些指南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上存在三大问题：（1）国际指南纳入的数据绝大多数来源于欧美人群；（2）影像诊断技术和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丰富了对PTE诊断和危险分层的认识，但欧美指南的分型标准是否适用于国人临床实践尚需进一步验证；（3）国际指南推荐的PTE治疗方案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差异。

翟教授表示，新指南系统评价了国内外近年来发表的PTE相关的循证医学研究资料，增加了基于国人循证医学研究的数据，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我国PTE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指南要点

首次将欧美指南的格式和表述方法与国人临床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提出符合中国医师临床实践的诊断流程：疑诊、确诊、求因、危险分层；

重视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探寻在急性PTE诊断和临床处理中的价值；

强调求因在PTE临床处理中的价值。求因不仅是对DVT的探寻，还包括对某些特定人群易栓症的筛查，以及探寻临床上所有可能的VTE危险因素；

增加了新型口服抗凝药物在PTE治疗和预防中的循证医学证据和相关推荐意见；

明确半量溶栓方案用于急性PTE治疗；

对特殊情况下PTE的临床处理提出指导性建议；

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尤其对某些既有血栓风险，又有出血风险的患者，基于循证医学结论和临床经验，提出专家推荐意见。

陈耀龙GRADE系统带来指南制定新时代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杂志前任主编AmoldRelman教授曾说，很多人认为医生的诊疗决策是基于确定的科学依据：事实明确，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统一标准。”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陈耀龙教授指出，虽然对于中国的医疗保健事业而言，指南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制订和实施符合本国实际的高质量循证指南，却是帮助中国的患者和医务人员战胜疾病最有效的武器。

“指南领域正在经历着变革，迈向基于GRADE系统的循证指南制定的2.0时代！”陈教授表示。“我国的临床实践指南的数量近年来增长迅速，发表的专家共识的数量是临床实践指南的数倍。但根据权威国际指南质量评价AGREEⅡ标准，我国指南的质量与欧美国家的指南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引用系统评价证据、利益冲突的管理和推荐意见的形成方面。”

陈教授指出，中国的指南制订者和方法学家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指南制订机构和循证医疗保健组织的交流与合作。譬如生产和传播高质量系统评价的Cochrane协作网和对系统评价与指南提供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分级的GRADE工作组，在循证医学、系统评价和指南制订方面，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和方法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