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来这里的人都不叫「病人」、「患者」，而是「就诊者」

　　不孕症是病吗？

　　至少我们的医保不认为它是。生殖医院的官方资料中也大多非常小心地不提「病人」、「患者」，多数时候，来这里的人被称作「就诊者」。

　　在全面放开二胎的两年后，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如官方所预料的回升，仍然在1.5-1.6的低位徘徊——按照国际标准，要维系正常的代际更替，生育率应该不低于2.1。

　　「繁荣」的反而是不孕不育门诊，澎湃曾引用了一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6月底，那里上半年辅助生殖门诊量同比增加37.6%。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的调查：中国有4000万不孕不育患者——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占育龄人口的12.5%。

　　如果考虑到其中10%-20%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推算，应该有400-800万个家庭对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有潜在需求。

　　而在中国，越来越低的生育意愿与不孕症的共存，让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两者以某种几乎荒谬却不失合乎逻辑的方式矛盾却又和谐地共存于这个国家。

　　繁忙的不孕不育科

　　上世纪90年代，当赵伟鹏游说美国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所，希望在中国成立一家中美合资的辅助生殖医院时，美方有人很不能理解——作为一个「控制生育」的国家，在中国，帮人生孩子的医疗手段会有发展的空间吗？

　　不过，时间将很快能够证明。在今天的中国，不孕不育科几乎是中国医院里最繁忙的科室之一。

　　在北京，2010年就有媒体报道，单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单日门诊量经常超过1500例，平均就有一千多例，每天的辅助生殖手术大概在三十例以上，在那里的不孕症群中流传着一个冷笑话：「北京的生殖中心人太多，队排得老长，排着排着都怀孕了。」

　　而谈到2012年成立的上海曙光医院东院生殖医学中心，中心的主任，从新加坡归国的生殖科医生童国庆认为，这种发展几乎超出他的预期，「按国际上的一般惯例，一个新成立的生殖医学中心，第一年大约能做到100例左右的试管婴儿治疗，第二年200，第三年，500。而曙光的第一年做了900例，第二年1600例，第三年过半，已经做了1000多例。」

　　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早上6点26分，有人挂到了生殖门诊的第180号——2013年，那家拥有6位主任医生的生殖中心的日门诊数就已经突破了800，整个科室也从原来的半层楼扩展到了几近三层楼。

　　我问一个正在排队的中年男人，每天什么时间开始挂号排队，他回答说：「不知道，可能是早上4点半吧。」

　　不用问路，随着人流，绕过从血检窗口排到走廊还转了个弯的血检队伍——这队伍，不消说，大部分是生殖门诊的病人。

　　挤进一个小小的电梯间，电梯缓缓上行，有人在互相问候，「小李，今天又值班呀？」那个被称作小李的人高马大的保安赶紧低头跟对方打个招呼，「大姐早，今天是来取卵，还是移植？」

　　只要医生不赶我走，我就继续做

　　在我30岁前的最后一年，我准备要一个孩子。

　　也是在那一年，备孕12个月无果后，符合了WHO不孕症的定义条件，带着自己手绘的基础体温曲线，我和先生决定去医院，之后是漫长地，每个月、每周，甚至密集时候需要每天去医院报到的促排，还有宫腔镜手术。

　　两年的历程，我奔波在各大生殖中心。见到了各种中国式「造」人的故事。

　　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7楼的电梯一出来，同样是排着长队的人，队伍从走廊中间的护士台那里排出来，贴着楼道的一端，在电梯那儿拐了个拖泥带水的弯，拉出几个尾巴。

　　护士台里贴着用来维持秩序的招贴画，画面上有眼睛清澈的孩子的质问：「未来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是在为我插队吗？」另一侧的初诊登记处，有详细的建档注意事项、二胎生育证明样本——目前，大部分生殖门诊的就诊者还是以一胎为主，但二胎的夫妇，人数正在增加。

　　两侧的尽头和中间的诊厅分布着主要诊室，大多挂着「男士免入」的牌子。楼道临窗的走廊密排着座椅，算候诊厅，对着窗的一侧排着几个小门，门上分别挂着男、女厕所，「男科诊室」或是「取精室」的牌子。

　　与上厕所类似，男人们不怎么需要排队，而且很快就从诊室里出来了，而女人们一直在等，在走廊的座椅上等，在诊室的门口等，不过，一旦进了诊室，往往也能比较快就出来。

　　候诊是一段漫长而无聊的时光，电子屏上显示着滚动的通知，楼道里响着「XXX号＊＊＊请到n诊室候诊」的广播，被叫到号码的人，去到诊室的门口继续排队。

　　医生看诊时，诊室们通常开着门，门的一侧有屏风，屏风后面是检查床，因为就诊者太多，这类诊所的安排通常非常紧凑，一个就诊者尚未离开，下一个已经在门内等着了。

　　侯诊厅里，我听到有人在安慰身边的「姐妹」，「你这么年轻怕什么，我有次去看医生，前面是个年轻姑娘，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跟她讲：你怕什么，88年又不是68年。等我的病历递上去，那医生赶紧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说错了，68年也不怕，又不是58年……」

　　那是个下午，说话的是S，她是这里的「老就诊者」了。S坐在一个离电子屏不近，却可以清晰看到通知的位置，不慌不忙拆着手里的一件青灰色高领毛衣。

　　因为年龄，以及标示卵巢功能的各项指标太差，她是被很多生育诊所拒诊的病人——为了防止拉低诊所的妊娠成功率，并防止医患纠纷，辅助生殖诊所的医生们往往会婉拒他们认为「成功率不大」的患者。

　　不过，她乐观，热心，会地提醒「新人」，「激素六项那种的检查，去妇科开单子，可以走医保，做试管花钱的地方太多，能省点算点」。S爽朗，爱笑，笑起来眼角是密布的眼尾纹。

　　Y是那天我遇到的另一个高龄就诊者，安徽农村人，面色姜黄，一双手骨节突出，粗糙，花白的头发却扎得整齐，不蓬不乱，衣服也分外干净。Y是生过孩子的人，然而，「孩子没了」。

　　那天，Y不停地向熟识的姐妹絮叨自己的纠结，「这次是取呢还是不取呢？」B超的结果显示，她只有一个优势卵泡，一次取卵手术要6000块钱。6000块只取一个卵子，Y觉得真贵。

　　为了就诊，她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个试管妈妈小屋里，一个床位60块，「特别干净」。三天后，该是Y来取卵的日子了。早上7点半，取卵的队伍里，我看到了Y，她在第一批。

　　「这么大年纪，长个卵子不容易」，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她已经存了3个胚胎，加上新取的，有四个，不管是经济能力，还是年龄，都付不起下一次促排、取卵了。

　　就在三天前，S整理着一下午拆得的两个比拳头略大的青灰色毛线球，她跟旁边的人说，「只要医生不赶我走，我就继续做」。

　　生育残酷的一面

　　中国的生殖医院人满为患，是否因为医院太少？

　　美国人口3亿多，2012年，其生殖门诊数目是486家，日本人口1.2亿多，生殖门诊数目是超过500家，而在中国，生殖中心的数目，根据卫计委的数据，截止2016年12月31日，被批准展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451家。

　　与卫计委的数据形成鲜明对照的数字是，如果你在百度上去搜「不孕不育哪里好」，你会得到超过1亿条结果，排在这些搜索结果前面几页的，有违规的私人医院，也有赴日美泰等海外医疗机构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广告。

　　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在国际上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赵伟鹏认为：「中国的辅助生殖治疗，数量上很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跟得很快，基本上国际上有的东西，中国都有。而在北上广及其他地区的几个顶尖的辅助生殖中心，不论是技术含量、技术服务还是成功率，与国际同行相比，几乎没有差距。」

　　进行赴外试管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内糟糕的就诊体验，比如，排队很长时间，毫无隐私的诊室、电子公告牌和呼叫广播。

　　一位赴日试管的就诊者告诉我，在日本，每个就诊者会分得一个对讲机，医生通过机器联系就诊者，那里的诊厅里的候诊人数大约也有中国诊所的1/3，却安静有序。

　　赴外的试管与国内的另一个不同是麻醉。取卵时会疼，教科书上说，「采卵时的疼痛绝大部分是由于针通过腹膜时产生的腹膜刺激痛.卵巢移动时产生的疼痛,以及阴道内超生波探头引起的压迫痛」，在中国，取卵手术大多不用麻醉。

　　我曾经问一个就诊者，会疼吗？对方反问，「都来做试管了，还怕疼吗？」当我问一位中国医生，为什么中国的取卵手术不能像某女明星在美国的经历一样，使用麻醉？得到的答案很简单，「缺人手」。

　　除了就诊体验，另一部分的赴外试管者大多因为政策法规的原因，代孕在中国都是不允许的，而对供卵，中国的法律并不完全禁止，它只是规定，「只限于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剩余的卵子」。

　　不过，这条规定的操作性很差，因为，让自己尚需进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夫妇捐出卵子几乎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就诊者的群中，尚有几个胚胎剩余的就诊者被称作「富婆」，大部分人，「缺的就是卵子」。

　　作为一件你只有到了某个年龄阶段才开始考虑的事情，生育的残酷之处在于，一旦发现问题，留给你的时间窗口通常不长，尤其你如果已经需要并开始接受试管婴儿治疗。

　　我的受访者中，在试管治疗上坚持了超过5年的极少，随着治疗的深入，你的精神状态、身体素质、经济实力、夫妻感情都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一位国内生殖科医生跟我讲起他的那些「试管失败」的就诊者，他们之间最后的交谈往往是：「医生，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次不成功，我就去离婚。」

　　而一位赴外试管的医疗助理告诉我，她会遇到试管期间离婚的案例，一位准备赴美试管的女顾客告诉她，「我已经离婚了，不过希望试管按计划进行，改为捐精，孩子是我自己的。」

　　对生育与年龄，在加拿大的妇产医学学会（SOGC）2010年通过的《临床指南》中，有专门的《高龄生育与生育力》一章。

　　指南指出：应该在女性二、三十岁的时候告知其年龄相关的不孕，而其他的生殖健康问题，如性健康或者避孕是主要妇女健康保健的一部分。

　　育龄期女性应当意识到，从三十岁后期开始，其自然妊娠与辅助生育技术妊娠成功率（除非使用供卵）显著降低。因为35岁以后生育力的下降以及受孕所需时间的增加，大于35岁的女性在试孕6个月后就应该去不孕门诊就诊。

　　事实上，近些年，担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的主任委员的北医三院院长乔杰经常在媒体上提到：每次看到门诊前长长的排队人群都觉得非常难过，按说人类生殖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乔杰认为加强生殖健康教育很重要，而这种教育的内容，在某次接受采访时，她说：「我非常希望育龄夫妻尽早建立自己的生育计划，准备生育之后先了解生育的基本知识，确实在努力了一年没有结果的时候，要早一点到正规的妇产科或者是生殖医学中心去就诊。检查不孕症的哪个环节困扰了你的生育问题，之后医生会采取尽量简单贴近自然的方法去帮助你，确实这些方法没有效果的时候尽早采取辅助生殖技术，这样在相对比较少的干预下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

　　生殖健康教育之外，就诊者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显然要更多。比如，歧视，整个社会尚认识不到不孕症已经是一种高发的疾病，而且会将它等同于「性无能」，甚至归结为对家族的「诅咒」。

　　因为害怕被歧视，大部分人羞于走入生殖门诊，大部分试管宝宝的家长把这件事当作了家庭的秘密，虽然目前看来，尚无证据显示由试管婴儿技术生出的孩子在生理或心理方面与其他孩子有任何不同。

　　再比如，进行辅助生殖治疗时所需的生育证明文件——这类文件通常要求回到原籍地开具，而各地开证明的要求不同，各地医院对证明格式的要求也不同，「经常搞到要来回数趟，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

　　从取卵到移植，即使最顺利的流程，花费也会超过2万，医保是否应该全部或部分地负担就诊者的费用，这同样是个问题。

　　即使在接受我采访的医生中，答案也并不统一。支持者举出日本的例子，在日本，符合一定条件的夫妇可以免费接受至少一次的试管婴儿治疗，也有人指出，辅助生殖治疗目前「价格昂贵，成功率尚低」，由公共财政负担的话，也许尚不是时机。

　　不过，双方都支持对失独的不孕症就诊者提供经济资助，毕竟，那些人通常经济状况并不好。有医生甚至提到，是否对他们（失独者）可以使用某些更具可操作性的供卵政策，毕竟，「对这些人来说，时间很重要」。

　　不孕潮来了？

　　仿佛一夜之间，生殖门诊变得人满为患，是因为不孕症发病率在增加吗？主因应该并非完全如此，彭献东这样回答我。

　　彭是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医生，是中国最早的那批进入辅助生殖领域的医生之中的一个，他告诉我：现在觉得医院里不孕症的病人特别多，可能是因为现在他们来医院了。「从前这样的人一般不去医院，他们或者看中医，或者领养个小孩完了。」

　　不过，医生们也都不否认，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污染、肥胖、工作压力等等，生殖能力衰退是全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种衰退的表现之一是精子质量的衰退。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出台的第一版精液分析标准中规定，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数目的正常值是6000万；而在2000年的第四版WHO精液分析标准中，只需要2000万每毫升的浓度，就可算正常了；又过了十年，2010年的第五版精液分析标准中，正常标准又被下调到了1500万。

　　对这种衰退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的生育年龄，2013年，theLancet杂志在一期关于「生育力」的专题中特意提到，英格兰的初胎生育平均年龄第一次超过了30岁。

　　在中国，这个趋势同样明显，1960年，我们父母的父母年轻时候，平均初育年龄是22.02岁；到了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平均初育年龄到了24.44岁，而到了我们该生育的时候，根据一份2012年的调查报告，中国女性第一次怀孕及第一胎生育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29岁。

　　作为注脚的数据还包括，1999年，北京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6.67岁，同年，上海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7.9周岁，而也是在同年，香港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是29.8周岁。

　　上世纪，世界卫生组织（WHO）曾预测，不孕症将会成为21世纪的第三大疾病，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事实上，在日本这种不孕症大国，差不多每6个宝宝中就有一个是利用过人工辅助生育手段才得以出生。

　　而在美国，每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怀孕或者保持妊娠问题，美国大约有740万女性在他们一生中曾接受过不孕服务，不过，在美国接受如IVF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症病例低于3%，大约有85%－90%的不孕症是用手术或者药物进行治疗的。

　　WHO对不孕症的关注几乎与她对「避孕」的关注始于同一时期。

　　官网上，WHO对不孕症有两个定义：临床上，「一对夫妻进行规律地无保护性生活达到一年时间，而没有怀孕」，便可被诊断为不孕症；从人口学角度看，不避孕，非哺乳期，有生育意愿，5年，却没有怀孕，被定义作不孕。

　　WHO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4850万想要孩子的育龄夫妇无法在五年内如愿，其中1920万夫妇不能拥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2930万夫妇无法再要一个孩子（后者的数据不包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