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费每月1万，患者拒绝治疗，2月后死亡……

　　作为北大肿瘤医院的胸外科主治医生，阎石和许多患者家庭一起，共同经历了一段段与肿瘤抗争的艰难历程。在SELF格致论道讲坛上，他阐释了自己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启发：除了治病救人之外，医者还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阎石

　　患者眼里的医生，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说到我的职业，自然就会联想到疾病和患者。

　　对于我来讲，医生、患者、肿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肿瘤长在患者身上，但患者却对肿瘤缺少足够的专业认识；医生懂得怎么治疗肿瘤，却又无法切身了解治疗会给患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尤其是治疗晚期肿瘤的过程当中，医患双方都知道“敌人”十分强大，甚至我们最后难免失败，但是，我们还是不停地想尽办法一起去对抗肿瘤，哪怕能得到的只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胜利。

　　在这场残酷的“战役”中，患者眼里的医生，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温暖的天使，还是冷酷的机器？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能得到答案。直到一位患者的出现，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这位患者是一名在高校任教的雕塑艺术家，我们就叫他张老师吧。张老师不幸得了肺癌，在我们医院里动了手术。在术后的头两年，他恢复得很好。他又能画画、雕塑了，非常高兴，用他的话说，“艺术是他的生命”。

　　这种美好的状态维持了两年。两年以后，张老师的病情发生了变化，他的胸腔里有了积液。他来我这里看病，询问病情。经验告诉我，情况并不乐观。张老师需要一种药物来控制病情，这种药物每个月需要1万元的费用。但吃了一个月的药后，张老师提出不想继续服用这种药了，原因是这药有一种副作用，会造成很痒的皮疹。张老师觉得，皮疹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他没有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了，所以他坚持停药。

　　我不是艺术家，我是医生，从医生的角度讲，患者为了能画画、雕塑而拒绝治疗，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我知道，不吃药他的病情一定控制不住。即使我再三劝说，张老师还是不同意服药，就这样一直拖了3年。

　　3年后，张老师的病情恶化了许多，出现了胸腔积液、腹腔积液、骨转移，这些都是晚期肿瘤的表现。张老师的痛苦与日俱增，向我求助也越来越频繁了。当他在电话里问我还有什么治疗方法时，我再次提出服用这种药物。这个时候张老师已经不能画画了，所以这已经不是他不吃药的理由了。但张老师还是拒绝吃这种药，他坦白地告诉我，除了药物副作用以外，他还在为费用发愁。我对此十分不解，可以说，他已到了最后关头，再不吃药就性命不保了！

　　又过了几个月，张老师由老伴陪着，亲自来到我的诊室。张老师行动已经非常不便，坐下起身都需要帮助。这个时候，我再次强调了服药的紧迫性，并坦白地告诉他，死亡的危险已经逼近。张老师坚定地拒绝了我的提议，他说：“我知道我已没有治愈的可能，如果耗尽家里的积蓄服药，顶多再短暂地延长我的生命，可之后呢？我的老伴又该如何生活？我并不怕死，我今天来，只想问问，我的病会不会导致长年卧床，需要拖累老伴？”我告诉张老师，到最后病情会恶化得很快，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

　　那一刻，张老师非但没有紧张，反而变得释然。得到我的答复之后，张老师不想多耽误我的时间，他艰难起身，向我告辞，并郑重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也郑重地回应他，可能我们都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张老师。两个月后，我从他老伴口中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张老师是我遇到的一位很典型的、明确知晓自己生存目标的患者。从一开始，他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拒绝服用具有副作用的药物，到后来为了家人能更好地生活，拒绝价格不菲的药物，他都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很难评判，张老师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张老师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所患疾病的信息，包括治疗方案、副作用和代价，以及放弃治疗的潜在后果。

　　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处理医学无能为力的问题

　　后来我翻阅书籍，发现这种由医生提供专业信息、医患双方共同商讨治疗方案的模式，被称为共同决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医生不仅仅关注疾病本身，而是更关注患者的感受。比如，医生会在意患者怎么理解当前的病情和潜在的后果，患者有哪些恐惧、哪些希望，患者在目前状况下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很庆幸，我在自己并不了解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就已经为张老师提供了这种医疗服务，我更庆幸自己作为医生，没有武断地否定患者的决策。

　　从那以后，我感觉我获得了与患者以及患者亲属相处的法宝。我不单会了解患者的病情，还会关注患者的各种担忧和焦虑——他们对手术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的焦虑，对治疗费用的焦虑。和他们交流病情的时候，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只是一台提供数据和方案的“机器”。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我的工作量，也有患者误以为我是一个喜欢聊家常的人。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我的诊室里，有一天来了一位穿着得体、彬彬有礼的中年人，他是为他的老父亲前来咨询病情的。他的父亲得的是晚期肺癌，通过翻阅病历，我发现来到我的门诊之前，他已经去看过很多医生的门诊。但是，这位中年人还是不停地挂号，不停地咨询病情。

　　在交流中我发现，他已经对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都了如指掌，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反复咨询医生呢？是不信任医生吗？通过进一步了解，我得知，生病的老人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如今儿子事业有成，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得知老人罹患晚期肺癌的噩耗。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是自己只顾忙事业，而忽视了老人的健康，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老人治疗的延误，所以他才不停地咨询，想要了解更先进的治疗方案，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解了深层次的原因之后，我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这不是你的过错，肺癌具有发病隐匿的特点，至少有80%的患者被发现时已经是晚期肺癌，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你已经尽力了！”听了我的话，这位中年人居然放声痛哭起来。我知道，我的那几句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我感觉，作为一名医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处理医学无能为力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像这位中年人，我们永远无法让时光倒退，让他的父亲及时发现肿瘤。而我们能做到的，则是心灵的安慰。

　　我愿意做那个最温暖的陌生人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别忘了，共同决策模式的前提是让患者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疾病的信息、治疗方案的信息。

　　对于晚期恶性肿瘤，我们常常会面临束手无策的窘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患者的亲人在问“大夫，还有什么治疗方法”时那种期待的目光；更忘不了在得知“毫无办法”时，那眼神立刻变为惊诧，随后又慢慢暗淡的那种失望。在我刚刚独立看门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非常惧怕那种诧异的目光，那种目光好像在埋怨医生的无能。但是，渐渐地，我自己的心态也在调整。我知道，向患者和患者的亲人交待真实的病情，是我身为医生职责的重要部分，我无法回避。只有提供了这些真实的信息，才能避免过度治疗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甚至才能够让一个家庭把握住最后的珍贵的相聚时光。

　　最后，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医生，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除了治病救人，医生还能做些什么？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医生的工作就是保证病人的健康，让病人生存得更久。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助人幸福。

　　张老师的幸福是快乐地画画、雕塑，是让老伴的晚年生活衣食无忧，是有尊严地活着，不成为家庭的拖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的幸福是让老父亲享受到自己奋斗的成果，过上富足的生活。我们医生也有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是通过医患双方的努力，尽可能免除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困扰，让患者有足够的活力和能力去积极生活。

　　很多患者和我只有一面之缘，很多时候，我们的相处只有几分钟。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他们愿意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一个陌生人，我相信这是源于信任，也是源于希望。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我愿意做那个最温暖的陌生人，给每一位患者带去希望和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