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死因 公共卫生如何应对

　　“中国整体的健康状况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但是非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病替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主流疾病和主要致死原因，却给中国的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挑战。”

　　2016年7月10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院长MichaelJ.Klag在由首都医疗集团发起并支持的“供给侧改革与医疗事业发展——2016清华-约翰霍普金斯-首都医疗论坛”上如是说。

　　慢性病和非传染性疾病对公共卫生提出挑战

　　Klag教授总结的各项研究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伤残调整寿命年（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或者残疾和其他的损害而缩短的那一部分寿命）危害排名中，1990年排名比较靠前是包括呼吸道感染、腹泻、早产造成的感染等疾病；而到了2002年，心脏病、呼吸道感染、中风等疾病排在了前列。从整个趋势来看，造成人寿命缩短的原因更多是因为非传染性疾病和其他伤害。中国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到2010年，对寿命伤害最大的前八位都是非传染性疾病。

　　Klag教授分析，从1990年到2013年中国年龄标准化的死亡率来看，中国人整体的健康状况有显著提升，疾病分布也从传染病转到了慢性病和非传染性疾病：所有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下降了33%，其中传染性疾病死亡率下降了73%，而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只下降了26%；唯一令人担忧的是糖尿病，其死亡率上升了9%。这是因为中国进入了糖尿病高发期。

　　糖尿病的一大致病因素是肥胖，Klag教授认为中国人肥胖的重要原因是接受了西方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对健康造成了损害。此外，他还指出，对中国人健康危害最大的三个因素是饮食、高血压和吸烟，想改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这三点必须要注意。

　　传染性疾病可以通过疫苗等手段来控制发病率，然而慢性病却很难控制。Klag认为，解决的根本在于建立多层级的引导和干预体系，提升对慢性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明确评估指标是关键

　　慢性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提出了巨大挑战，这需要提升中国各个层次的医疗服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Morlock教授认为，整个医疗系统的提升关键要做好评估和测量。医疗服务的每个领域、每一步、甚至每一种支付方式和每一位医生的效率都需要一个衡量指标，当前最重要就是如何制定出这样的指标，并用其来思考并改善现状。

　　多层级的改变中，基层最薄弱。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DavidCelentano介绍，过去20年印度曾经在艾滋病领域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人们一度认为印度会沦落到非洲的境地，可实际上并没有，靠的是医院与各种基金会、学术机构等的紧密合作创造了一批非常好的医疗项目。Celentano教授认为，中国的基层医疗如果可以和各类机构展开合作，将会对其公共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公共卫生事业急需各类人才

　　随着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培养一批合格的医疗人才是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初级诊疗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石磊玉认为有以下几类人才需要培养：

　　第一，基础医疗人才，也就是全科医生。中国和很多国家一样，表面上的医护人员短缺其实是社区和基层缺乏合格的全科医生；

　　第二，健康产业人才；

　　第三，康复产业人才，尤其是慢性病患者的康复照顾，涉及到护士、社工等；

　　第四，研究行业人才，因为如何衡量、评判和标准化至关重要；

　　第五，管理行业人才，好的管理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还能提高效率。为了满足医疗卫生管理人才培养的多层次需求，在本次论坛上，首都医疗集团支持清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共同推出了“医院管理与领导力证书课程”短期培训项目，目前已经开始招生，预计今年9月正式开课；

　　第六，行政行业人才，即职业的政策制定者。据石磊玉介绍，现在很多国家有政策管理这样的职业，他们有讲政策科技化、合理化，在他看来，“只有培养了这类行业人才，才能真正给医疗改革提供依托。”

　　清华大学教授刘庭芳认为，国家政策希望培养的是双重人才，既要培养高水平的临床服务人才，也要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管理和临床的服务是两个轮子，两个轮子联动列车才能高速安全行驶，只有一个轮子动容易导致管理不足，很难提高医院管理的境界，”刘庭芳教授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