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家属偷拍，除了不爽，医生还该做啥？

　　最近医生朋友圈里转发着一则新闻：沈阳某院一位80多岁患脑梗、心梗的患者在接受心外科医生会诊时，她的家属佩戴的眼镜“有灯在闪”，疑似正在录像。随后，有人找到类似在网上售卖的、具有高清拍照摄像功能的眼镜图片并传上网，让大家进一步怀疑家属可能佩戴的就是这种眼镜。面对家属的这种偷拍行为，医生怎么看？

　　家属佩戴有特殊功能的眼镜，摄录医生为患者会诊的过程……这则有关医患关系的新闻在医生的朋友圈广泛流传。尽管没有看到最终的视频证实家属当时录了像，也没有相关的调查去了解家属采取上述行为的动机所在，但在当前医患关系缺乏信任的背景下，“摄像机眼镜”引起医生群体的大讨论，其中很多虽带有调侃，但更多的是心酸、心寒，这不得不让人有所思。

　　多数医生对家属偷拍感到不爽

　　首先，我想说如果病人家属偷拍医生谈话以及诊疗的过程，这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一旦被医生发现这种偷拍行为，大多数医生会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他会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和信任。如果我发现了这种行为，会向家属直接提出我不喜欢被偷拍，请他停止拍摄。如果他需要对医生的谈话进行记录，我们可以邀请律师进行公证；如果他要拍摄医生的诊治行为，我会对病人和家属解释我们对病情的分析、判断，讲明原因，采取专业的态度、运用通俗的语言，但是因拍摄行为会影响到病人的诊治过程，我会予以制止。即使医生不提出来，心里也会不爽，很可能在医疗行为中采取更多防御性措施，不愿意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对患者也不是好事。

　　当然，任何医疗新闻都不能只看表面，要去了解更多细节。首先，要追踪其真实性；其次，如果这个事件中确实有家属不信任医生的行为，采用了高科技手段进行偷拍，那也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信任缺失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医生作为专业人士，遇到这种行为肯定不舒服，但我们也要冷静地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对于这则新闻，我们不仅要看到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医患关系情况下医生如何保护自己，做到谨言慎行；更要思考在面对高风险的患者时，医生在会诊、术前谈话等医疗行为中如何赢取患者及家属的信任。

　　患者的自主意识会越来越强

　　其实，在医疗过程中，病人和家属的信任感不是无条件的，它依存于最早的“第一印象”和逐步加深这种印象的过程。作为医生，我们要时刻牢记，不管什么时候，在病人和家属面前都要表现出专业和得体，要秉承“病人利益优先”的原则，而且要让病人感受到来自医生的关心。

　　无独有偶，著名的《柳叶刀》杂志在今年2月份发表了名为《时代的产物：手术室内请慎言》，讲述了一位病人试图偷录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的对话，麻醉师在检查已经进入麻醉状态的病人时发现其弹力袜下有微型录音设备；而在2015年6月，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位接受肠胃镜手术的病人无意中录下了麻醉师及整个医疗团队对他的侮辱性语言，结果把他们告上了法院，法院判决麻醉师和医疗团队因诽谤和医疗失当赔偿该病人50万美金。

　　不管是采用微型录音设备、高清摄像眼镜还是其他高科技设备，病人获取信息的能力都在增强，自主意识也在增强，可以说如果病人或家属要有意在医疗过程中偷偷取证，医生真是防不胜防。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医生的专业素养，无论何时何地，面对病人都要专业、得体，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应倡导与病人

　　共同进行医疗决策

　　在面对高风险病人时，如何赢取患者和家属的信任比防范病人可能告状更重要。现在的病人变得越来越有自主权和自我意识，有一部分病人和家属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也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也有一部分病人和家属对于病情了解不多，但要求挺多，交流起来确实棘手。

　　总体来讲，我们医生越来越需要以一种“平等、开放、透明”的态度进行执业。美国著名医生阿图把医患关系分成三种类型：家长型、资讯型和解释型。家长型即意味着医生保持权威，目的是确保病人接受医生的意见，医生有知识和经验，负责做出关键的抉择，但并不做出很多的解释。资讯型则与家长型正好相反，医生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由患者自己来决定。医生的工作是提供最新知识和技术，病人的任务是作出决定。解释型关系中医生的角色则是帮助病人确定想要什么，是一种共同决策的模式，医生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利，但充分讲明各种选择的利弊关系，最后帮助病人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医生不是一味地只听从病人意愿，而是从专业角度帮病人权衡各种得失，以一种共同承担责任、共同进退的姿态出现。

　　解释型的医患关系、与病人共同进行医疗决策的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医生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付出更多精力，要进行更多的观察，顾及病人的情绪，关键是要做到有同理心。尽管医生的付出更多，但它的回报也是丰厚的。笔者在实践中发现这样做之后，病人会更加信任医生，很多时候会把选择的权利托付给医生，这样良好的医患关系又可以系统性地减少医生的执业风险。这是一种值得医生实践的执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