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路遇“扶不扶” 智慧之举致双赢

　　近年来，“扶不扶”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每隔一段时间，该类话题总会伴随着相关事件出现在公众面前。社会道德问题，也随着事件的发酵不断被质疑与批判。日前，有一位医生路遇“扶不扶”事件，这位医生的做法值得我们点赞，也为“扶不扶”问题找到一种正确处理方式。

　　老人街头晕倒过路医生喊“替我作证”后救人

　　21日早晨7点20分左右，在徐州市区石磊巷，一名白衣白发老人斜挎着小书包，左手拎着一个包裹，沿着石磊巷行走。在到达彭城路路口时，老人突然像“木桩”一样，径直向前栽倒。

　　在老人身后，有两人快步上前，其中，一名中年男子离老人最近，蹲在老人身边。该男子向身后两名路人喊了一句，“我是路过救人的，请你们帮我做证啊。”随后，男子慢慢将老人扶正。此时，老人面部满是鲜血，男子劝阻了其他人要扶老人的举动，他给老人按了脉搏、胸口，又用手抠开老人嘴巴查看。接着男子打了几个电话，不一会，就有一人推急救担架车过来，男子和来人抬起了老人，并喊“老人可能伤到脊椎，大家千万不要来帮忙抬”。

　　因老人家住附近，有人通知了老人家人。老人被送到医院后，大家才知道救人者是徐州中医院骨科副主任何秉辉。

　　据了解，何秉辉当时发现情况后，判断老人因突发心脏或大脑疾病摔倒，可能伤到了脊椎，因此，阻止了其他人贸然上前扶。他先是检查发现老人心脏搏动正常，不需要做心肺复苏，随后，又检查老人口鼻，判断是否要做人工呼吸。老人当时虽然呼吸微弱，但何秉辉掐了一下他的虎口，发觉有反应，也排除了需要立即人工呼吸。当时他一边劝阻别人移动老人身体，一边与医院取得联系，准备好相关的抢救设备，老人一入院就被推入了抢救室。

　　老人的儿子李先生接到邻居电话时，穿着睡衣就赶到了现场，由何秉辉带着，将老人送到医院各科进行检查。因为匆忙，李先生身上没有带钱，何秉辉带他办住院手续时，从身上掏出了1000元垫付了押金。经诊断，老人额头、脸颊有伤口，颈椎处水肿，伤情较重，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目前已脱离了危险。

　　事后，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何秉辉表示，当天他发现老人摔倒后，立刻上前救助。此时，一名过路骑车人喊住他，说老人摔得这么重，要小心扶他后讹你。“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确实犹豫了。”何秉辉告诉记者，他最近也看了不少因扶人产生纠纷的新闻，不过当时身边还有其他路人，所以他才喊了一句让大家帮他作证的话。事后，他一直为自己的这句话感到惭愧：“作为一名医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能犹豫呢，即便没人作证，也应该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在送老人入院后，他已经当面跟老人儿子道歉，说自己曾经说了一句医生不该说的话，到了第二天，他又两次向伤者家人道歉。

　　对于何医生的道歉，李先生表示家人非常感动。“在别人劝阻的情况下，何主任还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现在他还因为说了这句话内疚，我们家人更加过意不去了。”

　　“替我作证”或不失为走出“扶不扶”困局的智慧之举

　　近年来，“扶不扶”已成为备受社会关注和让人颇为纠结的沉重话题。“替我作证”、“先拍照再施救”等既能确保自身不受损害还能帮助摔倒者的措施，或不失为走出“扶不扶”困局的智慧之举。

　　老人跌倒了，上前扶一把，原本属人类受同情弱者怜悯本能驱使的举手之劳，如今却成了需要思虑再三的一道难题，甚至极有可能酿成出力不讨好、救人反被讹的风险之事。究其原因，也许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人们的冷漠与无情，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信任才是问题根本症结所在。“替我作证”、“先拍照再施救”等的行为初衷，就是为了获得“证据”、规避“风险”，为构建人际间的信任关系，奠定“眼见为实”、“立此存照”的事实基础。

　　与“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良知同理，趋利避害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能。尽管与不假思索和毫不犹豫的急公好义相比，“替我作证”、“先拍照再施救”的确不无谨防被讹的心理隔膜痕迹，但何尝不是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人之常情？较之于爱心泯灭的“不想扶”和心存疑虑的“不敢扶”，这种行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不是惧怕于好心遭恶报而畏缩不前的消极观望，而是主动规避风险的积极搀扶。其程序的可理解和结果的正能量值得肯定。相信由“先拍照再施救”智慧式救人多多益善的量变累积，迟早会带来最终走出“扶不扶”迷局的质变飞跃。

　　另外，对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呼吁，那就是加快相关立法进程，用法律来给好人撑腰。而“好人法”也在千呼万喊中“走”了出来。杭州、北京相继出台“好人法”，上海日前也启动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的立法工作，拟对公众无偿参与救治免责，以鼓励更多人加入街头急救，通过立法扶起我们的道德。

　　上述举动确实激励人心。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司法实践中，让讹人者犯罪成本上升，救人者不再蒙受不白之冤，才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