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输液治疗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在航空总医院取消门诊输液前，高国兰院长曾前往美国多所一流医院考察访问。“西医输液最初针对的只是抢救病人，至今在国外，很多大医院都没有输液室，这种治疗方式不亚于一个小手术，非常慎重；而在国内，情况恰恰相反，不设门诊输液室的医院少之又少，门诊输液几乎成了中国老百姓的就医习惯。但是，这个习惯正在渐渐被打破。
医生让挂水与病人要输液
“大夫，我不看病，您帮我开个输液就行了。”一位刚刚搬到医院附近居住的老人在内科门诊对大夫说。
“没病您输液干什么，再说航空总医院也不随便输液啊。”没等医生开口，排在他后面的患者就着急地当起了医院“门诊不输液、无感染不输液”的宣传“义工”。
通过一年来院内医生宣讲、手册传单发放、健康大讲堂讲解等多种手段的普及宣传，
医患的用药安全意识得以提高。该规定施行一年来，医院未发生一起因未在门诊输液而延误患者治疗的病例。
虽然有“能口服就不
注射，能肌肉注射就不静脉注射”的宣教，但像上文提到的那位患者那样位主动要求输液的患者在当下还真是不少。据航空总医院急诊徐护士介绍，在医院每天4000左右人次的就诊患者中，平均有60人左右需要在急诊输液。
医生遇到这样的患者，不给输液患者不满意，给输液了确实违反规定，而且对于患者本身的身体和经济还是一定的损失。面对这样的患者，医生怎么办？医院规定“可以去投诉，欢迎来理论”，医生可以介绍这样的患者去患者诉求中心。那里会有医生耐心地患者讲解了世卫组织关于用药的原则和不合理用药的危害。医生会给他么算一笔经济账：“您输液1天的花费够吃一个礼拜的口服药了，更别说您是想用输液‘保健’，把14天三四千元的点滴费花在蔬菜和营养品上既健康又便宜。”最终，患者不会再主动要求输液了。
航空总医院“门诊不输液”的举措正在悄然改变着患者的就医观念。“在航空总医院，门诊医生不会随便让患者挂水，面对主动要求
打点滴的病人我们也会耐心解释，积极劝导，新规初行的时候遇到我实在说服不了的患者，便会将他们带到医务部，由医务部部长亲自接待，直到做通工作为止，不过规定实施半年后，医务部部长就再也没有见过此类找上门的病人了”，医院的负责人说。
撤消普通门诊输液室的建制一年来，航空总医院各项效率指标显著改善：日输液量由原来的门急诊输液300～400人降至急诊输液60～70人，门诊处方抗菌药物使用比例同比下降2.74%，门诊药占比下降6%，急诊输液不良反应病例由去年同期的6例降至1例。
取消门诊输液是否影响医院效益？
取消普通门诊静脉输液可以降低抗生素的滥用，杜绝医院以药养医。大家都知道输液会带给医院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那么取消门诊输液是否影响医院效益？
其实，取消门诊输液之初，医院管理层也颇有争议，然而这一举措的倡导者和决策者——航空总医院院长高国兰教授始终坚持：“即使会流失一些病人，也要做下去”。“因为坚持，我们收到了一张可喜的成绩单：航空总医院门诊量不降反增，2015年3月，门诊量同比增长2.02%。”医务部顾问说。
由于营造了合理用药的医院文化，并制定了相应制度及对不合理用药现象的处罚措施，航空总医院的医务人员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地担当起合理用药的责任，因而医院的急诊输液量并未因“门诊取消输液”而明显上升。而且由于群众用药观念的改变，也没有导致大量患者前往周边的社区医院输液的情况。
“我做这件事，是把社会效益放在医院效益之上。”高国兰院长说，她始终认为，自己应该尽力去做回归医疗本质的工作。
改变“吊瓶森林”任重而道远
高国兰院长表示，就医观念的不正确，是目前国内抗生素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取消门诊输液最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合理施治。
儿科是航空总医院仅存的保留门诊输液的科室。儿科主任郭素梅说，尽管没有撤消输液室建制，儿科的门诊输液率却从24%将至16%。“虽然由于家长的要求和某些偏重病情及病房收容紧张的实际，短期内不能取消儿科门诊输液，但科室定期召开的质控会和宣教活动使儿科医护人员时刻绷紧安全与质量的弦，坚决杜绝抗生素的滥用。”郭素梅说。
尽管航空总医院的用药环境得以改善，但是国内大的医疗环境依然影响着输液治疗的观念。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医生们怕漏诊误诊，也为避免与患者发生口角纠纷，迁就病人意见的现象仍然存在。
因此，高国兰院长认为，“摆脱‘吊瓶大国’的帽子需要医患双方共同的努力”，“若不唤回大环境下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即使我们不给输液，病人仍然还有别的去处，那样非但改变不了现状，反而还会加重患者的经济和健康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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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取消门诊输液如此安全
在国内，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是最早取消门诊输液的医院。这两年，宁波市第一医院、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传来类似消息，北京航空总医院是又一个跟进者。
经过多家医院的试点，除了那些一哄而过的抱怨，还没有看到这种模式产生的危害。现在，我们反而看到了它的一个最大亮点——药物不良反应下降了一半。这将意味着大量人群免除了不必要的痛苦和医疗风险。
输液带来的最大危险是过敏性休克，也是最容易致死的一种因素。尽管这种概率极低，但糟糕的是，它仿佛可以无处不在，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药物，什么人身上，可能会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
除了过敏，还有药物性伤害。2005年春晚，残疾演员表演的《千手观音》曾引起广泛关注。但在表演《千手观音》的21位聋哑演员中，有18位是由于药物使用不当所造成的。领舞者邰丽华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家住湖北宜昌，2岁时因高烧注射链霉素而失去了
听力，从此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
最后是耐药的伤害。输液滥用抗生素，越用种类越多，越用越高级，将会培养出更多的耐药细菌，增加医疗成本和风险。年老或幼童免疫力比普通人群小，一旦感染“超级”细菌，很容易吃“大亏”，给生命带来威胁。
如果说毫无办法，必须进行输液治疗，冒这种险是值得和有必要的。但在没有输液必要，或者是可以寻找到更多替代疗法的前提下，还要“执迷不悔”地选择这种存在医疗风险的治疗手段，对生命利益而言，这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这种情况下，利益成了回避不了的诱因。“早些年，医院是获利主体，在门诊输液，除了治疗费用，医院还会收取床位费、监护费，有的甚至还需要交空调费、紫外线消毒费等。后来，利益和医生收入挂了钩，医生选择输液这种方式比开口服药获利更多，这也致使输液被滥用。”某市主管医疗的官员曾在媒体上如此表态。
在“以药养医”的大环境下，即使取消门诊输液如此安全，看起来也还缺少足够的吸引力与说服力。医改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养医，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之前，医院想普及、民众想获得这种安全还得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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