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P-4 抑制剂治疗:多底物,广获益
摘要: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通过阻止DPP-4酶降解体内胰高血糖素样多肽-1(GLP-1),使得GLP-1在生理浓度范围内有一定升高[1],升高的GLP-1能够发挥降糖及其特有的心血管保护等作用[2],这是依赖GLP-1途径完成的,那么,通过其它非GLP-1途径,DPP-4抑制剂在靶器官保护上表现如何?
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通过阻止DPP-4酶降解体内胰高血糖素样多肽-1(GLP-1),使得GLP-1在生理浓度范围内有一定升高[1],升高的GLP-1能够发挥降糖及其特有的心血管保护等作用[2],这是依赖GLP-1途径完成的,那么,通过其它非GLP-1途径,DPP-4抑制剂在靶器官保护上表现如何?
DPP-4也有「朋友圈」
DPP-4是人体同源二聚体的跨膜丝氨酸蛋白酶,广泛分布在多种细胞和组织中,包括可溶性和膜性两种形态[3]。DPP-4的底物不只有肠促胰素类等调节肽类,其实它也有「朋友圈」——化学因子、细胞因子和神经肽都是其底物[4];DPP-4可与这些「朋友们」相互作用,发挥除降低血糖以外的多重效应[5]。
有研究发现,
2型糖尿病患者中循环系统中的DPP-4活性增加,T细胞上的DPP-4的表达上调[6];体外实验显示,当人肾小球内皮细胞暴露于高糖环境后,DPP-4的表达和活性均上调[7]。以DPP-4为治疗靶点,DPP-4抑制剂就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从「心」出发,条条大路通罗马
DPP-4抑制剂提高体内GLP-1的浓度,而GLP-1对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和心肌细胞有直接改善和保护作用;如果不依赖肠促胰素类底物,DPP-4抑制剂还有心血管保护效应吗?
DPP-4的其他底物众多,包括BNP、P物质、SDF-1α等[8],它们本身具有心血管保护效应,包括调节内皮和心脏功能、血管生成、炎症通路和代谢[9]。比如P物质促进内皮细胞释放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因子NO[10],体内、外研究也显示,SDF-1促进内皮祖细胞的聚集和血管生成[11],静脉注射低剂量BNP还可显著改善心室功能和结构[12]。DPP-4抑制剂通过抑制DPP-4的活性,增加上述底物的浓度,最终产生一系列心血管保护效应。
可见,DPP-4抑制剂具有多重心血管保护机制。从「心」出发,条条大路通罗马。
DPP-4抑制剂是个多面手
除了心血管保护效应,DPP-4抑制剂还能发挥其它不依赖肠促胰素类底物的肾脏、截肢保护与伤口愈合等保护[JT/1]效应。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多面手」。
DPP-4的两个底物与糖尿病肾病(DN)相关,即Meprinβ和HMGB1[13]。Meprin是一种位于近端肾小管刷状缘膜上的金属内肽酶[13]。炎症反应与DN发病密切相关,而Meprinβ对炎性因子的活化具有一定作用。实验证明,与野生型小鼠相比,敲除小鼠的Meprinβ基因减轻了小鼠缺血-再灌注后对肾脏的损伤[13]。DPP-4抑制剂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能与Meprinβ的抑制相关。
HMGB1是RAGE、TLR2和TLR4的配体,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中介导炎症因子活化,起致病作用[14]。DPP-4抑制剂的抗炎效应可能与HMGB1裂解、TLR2/TLR4和NF-κB(炎症启动、调节因子)的相互作用有关[13]。
另外,在截肢保护与伤口愈合方面,DPP-4抑制剂也具有一定效应:DPP-4抑制剂显著降低外周动脉疾病及截肢风险[15],同时,通过底物HMGB1,它还能促进损伤愈合[16]。
总结
对于糖尿病患者,降糖只是目的之一,为了降糖而降糖,可能背离我们治疗的初心。
因此在选择降糖
药物时,我们不仅要关注降糖疗效,还要兼顾其在心血管、肾脏等靶器官保护上能否直接获益。
如前所述,DPP-4抑制剂在获得理想血糖控制的同时,通过非GLP-1途径,亦具有心血管、肾脏等保护作用。该药在国内外指南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是临床实践中值得选用的药物,其相关的保护效应的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