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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糖尿病领域的中国研究: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摘要:研究者是研究获得成功的关键。我国目前糖尿病领域的研究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年龄段:1940年前出生的老一辈专家;1941至1960年出生的中老年专家和1961年后出生的专家。每一个时代都在他们个人以及所从事的研究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是糖尿病人口第一大国,糖尿病患病总人群约一亿[1,2]。

  2010年杨文英和2013年宁光等教授分别发表在全球四大临床医学周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美国医学会杂志》中的关于中国2型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1,2],不仅揭示了我国糖尿病流行的现实和规律,也给两大杂志的影响因子作出了不小贡献,截至2016年12月10日分别被引用了2253和827次。是我国的研究引起国际同行重视,还是我国糖尿病急速增长的趋势和患病人群总数量引起国际同行重视?我想两者兼而有之。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糖尿病领域的研究无论是质还是量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根据WebofScience的统计,我国2015年共发表糖尿病相关的研究论文1874篇,包括基础研究894篇、临床研究801篇和其他类型文章179篇;临床研究又包括糖尿病前期41篇,1型糖尿病28篇,2型糖尿病457篇,特殊类型糖尿病9篇,妊娠期糖尿病61篇和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研究180篇(另有部分文章未分型)。从影响因子来看,2015年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是Immunity(影响因子:24.082)。从发表的杂志来看,刊文量位居前十名的杂志及发表的文章数量见表1,其中很多都属于开放获取(openaccess)的期刊。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们同样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基础研究之花开始"任性绽放"。本期是基础研究重点号,编辑部组织和邀请了我国该领域的专家撰写了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题笔谈。作为总编辑及本期执行主编,我十分荣幸有机会先睹为快,进而与大家分享我的感受。

  研究者是研究获得成功的关键。我国目前糖尿病领域的研究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年龄段:1940年前出生的老一辈专家;1941至1960年出生的中老年专家和1961年后出生的专家。每一个时代都在他们个人以及所从事的研究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其中,作为老一辈专家中的杰出代表项坤三老师,他1958年毕业于原上海第一医学院,20世纪80年代出国,在美国从事糖尿病遗传学研究前后十年余。回国后是从零开始,开创并奠定了我国糖尿病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从第一例线粒体基因糖尿病的确诊到2型糖尿病的群体遗传学,在科研经费匮乏和研究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时期,取得了令国内外同行一致认可的学术成就[3,4,5]。我有幸在1997年9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认识了项坤三老师,此后更加荣幸于2003年10月至2006年9月在项老师的领导下协助他完成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部分工作,学习到了很多宝贵的精神和知识。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中华医学会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向项老师学习。

  项老师的研究应该说是以结合临床的基础研究为主,重点研究糖尿病患者的遗传学规律。博览群书的他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抓住机遇,尽力使我国糖尿病领域的遗传学研究不至于落后西方太多。在20世纪80、90年代,糖尿病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国家对卫生事业的科研投入非常有限,特别是基础研究经费更少,作为一个临床医师能够完成这样高水平的研究确实不易。

  那么,在国家对科研高度重视并且科研经费投入直线上升的今天,我们的基础研究如何呢?糖尿病已经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疾病之一,在这一领域国家近年来也有较大的投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们来看看糖尿病领域的基础研究。本期的专题笔谈分别来自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祝之明教授、上海瑞金医院(现在中山医院)李小英教授、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郑宏庭教授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李于研究员[6,7,8,9]。他们均是20世纪60、70年代后("六零后"或"七零后")出生的专家,侧重或专注于基础研究。从他们的笔谈中可以看到,其研究已经或初步形成了系列和特色,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如祝之明教授从入代谢病学科之门开始谈到今天形成自己的特色,进行系统探索,提出新的假设并加以验证。他成立了高血压代谢病学科,提出了"代谢性高血压学说",与之相关的系列研究发表在代谢病、心血管病和糖尿病领域的顶级期刊[10,11]。来自上海的李小英教授课题组在肝脏糖脂代谢调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机制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特别是结合国内外进展重点研究了法尼醇X受体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的作用,用一系列扎实的研究结果证实其科学假设,这些相继发表于JournalofHepatology、Gut等著名期刊[12,13]。在他们的研究体会中特别提到要有团队协作精神。近期,该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科学部陈学进研究员课题组研究首次发现,父代的心理应激,通过表观遗传等机制,调控子代的糖代谢状况[14]。来自上海的李于研究员是本期笔谈的两位七零后之一,专注于基础研究,他从分子调控机制和临床研究进展两方面为我们娓娓道来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ibroblastgrowthfactor21,FGF21)的前世今生,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于Diabetes、Gastroenterology等顶级期刊,其团队最新发表于Hepatology的关于FGF21-mTORC1(mTORC1,mammaliantargetofrapamycincomplex1,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体1)通路胰岛素增敏机制尤为令人期待[15,16]。同样是七零后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郑宏庭教授则将目光聚焦于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factorerythroid2-relatedfactor2,Nrf2),发现其在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性肌萎缩、糖尿病溃疡及糖尿病并发肿瘤中具有重要作用,该系列研究相继在Diabetes、ScienceTranslationalMedicine等高影响因子杂志中发表[17,18]。他特别提及,在研究工作中要从临床现象出发,以自身原创发现为基础确定研究方向,正因如此,他才意外发现Nrf2在糖尿病并发肿瘤中扮演双重角色[19]。

  长江后浪推前浪,时代在不断进步,新的时代有新的要求和特点。基础研究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水平的最重要部分之一,代谢性疾病的基础研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我们满怀信心,期待未来在我们糖尿病领域涌现出一批像本期四位专家那样优秀的临床科学家,他们会同其他同行一起带领我国糖尿病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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