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注意 肝癌风险增加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合并代谢疾病会增加肝硬化和肝癌风险

美国贝勒医学院MichaelE.DeBakey退伍军人事务所医学中心FasihaKanwal等的一项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对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随着代谢异常特征（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增多，患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的风险逐步增加。此外，糖尿病与NAFLD患者患HCC风险的关联性最强；患有高血压和肥胖症的糖尿病患者可能是二级预防的重要目标。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Hepatology》。

研究细节

目前，在美国及许多发达国家，NAFLD是最常见的肝脏疾病，总体人群患病率为20%~30%。预测其进展情况可帮助临床医生处理并潜在预防并发症。

现有的研究表明，代谢异常特征与NAFLD进展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但对于关联的强度、程度仍存有疑问。

该研究研究纳入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在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130个机构诊断为NAFLD的患者且随访至2015年12月的患者，旨在评估NAFLD患者的代谢异常特征对其患肝硬化和HCC风险的影响。

主要终点是进展为肝硬化/HCC的复合终点。

结果显示，共纳入271,906例患者。基线时，患者的平均BMI为31.6，28.7%患者患有糖尿病，70.3%患有高血压，62.3%患者的血脂异常，并且这些代谢异常特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叠。

在平均9.3年的随访中，有22,794例进展为肝硬化，253例进展为HCC。

分析发现，随着代谢异常特征增加，肝硬化/HCC风险逐步增加；与有1个代谢异常特征或无任何代谢异常特征的患者相比，更多代谢异常特征患者的肝硬化/HCC风险明显增加（2、3和4个特征的HR分别为1.33、1.61和2.03，图1）。

图1随着代谢异常特征增加，肝硬化/肝癌风险逐步增加

患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患者进展为肝硬化/HCC的风险是没有任何代谢异常特征患者的1.8倍（校正HR1.81）；患糖尿病、肥胖、血脂异常和高血压患者的肝硬化/HCC风险是没有任何代谢异常特征患者的2.6倍（校正HR2.57，表1）。

表1不同代谢异常特征患者进展为肝硬化/肝癌（复合终点）、肝癌或肝硬化的相对风险

此外，这些代谢异常特征对HCC的影响较大，且糖尿病与肝癌的关联性最强。

接受经动脉化疗栓塞的肝癌患者：新模型可特异性预测生存

近日，我国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GuohongHan等的研究，基于常规可用的临床特征和首次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后的疗效，建立了广泛验证的、TACE特异性模型。通过该模型及其相关的在线计算器，可实现个体化患者水平的生存预测，可帮助临床医生合理使用TACE，避免对预后不良的HCC患者进行干预。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Hepatology》。

研究细节

基于中期HCC的异质性和TACE的广泛使用，当前鼓励开发预测患者生存的评分系统。该研究旨在建立和验证将TACE疗效作为变量以提供个体化生存预测的统计模型。

该研究从11个国家的19个中心收集了4,621例接受TACE治疗的HCC患者的临床相关基线参数。基线可用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病因[丙型肝炎病毒（HCV）、乙型肝炎病毒（HBV）、酒精或其他）、肿瘤数量（单发或多发）、肿瘤大小、VI（包括门静脉、肝静脉和下腔静脉受累）、Child-Pugh分级、白蛋白、胆红素和甲胎蛋白（AFP）。数据集被分为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和两个外部验证集。

研究者基于治疗前的基线可用变量构建TACE前模型（“Pre-TACE-Predict”），基于基线特征和首次mRECIST评估的疗效构建了TACE后模型（“Post-TACE-Predict”），并将新模型的预测总生存（OS）方面的性能与现有模型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患者的中位OS为19.9个月。影响生存的因素包括肿瘤数量和大小、甲胎蛋白、白蛋白、胆红素、血管浸润、病因和根据mRECIST评估的疗效。

与现有模型[肝癌动脉栓塞预后（HAP）评分及修订的HAP评分]相比，新模型显示出更高的预测准确性（表2）。

新模型可对患者进行生存分层，分为4个不同风险类别，其中位OS范围为7个月至4年以上。

在Pre-TACE-Predict模型中，4个风险类别的界值为：≤0.94（风险类别1）、>0.94至≤1.47（风险类别2）、>1.47至≤2.10（风险类别3）和>2.10（风险类别4）。

在Post-TACE-Predict模型中，4个风险类别的界值（由第16、50和84个百分位数确定）为：≤1.82（风险类别1）、>1.82至≤2.49（风险类别2）、>2.49至≤3.37（风险类别3）和>3.37（风险类别4）。

晚期胰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溶瘤病毒、化疗安全有效

在美国，胰腺导管腺癌（PDAC）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5年OS率只有5%。因此，迫切需要新的治疗方案。

美国西北大学RobertH.Lurie综合癌症中心DevalingamMahalingam等的一项1b期研究显示，对于一线治疗后进展的晚期PDAC患者，化疗中加入溶瘤病毒Pelareorep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安全性可接受、疗效令人鼓舞。

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ClinicalCancerResearch》。

研究细节

溶瘤病毒免疫疗法是指利用野生型或基因修饰的病毒选择性杀死肿瘤细胞，并促进针对肿瘤的先天性和获得性免疫反应。Pelareorep是一种静脉内递送的溶瘤性呼肠孤病毒，可在PDAC中诱导T细胞炎症性表型。

该项单臂、开放标签、非随机的1b期单臂研究纳入一线治疗后进展的晚期PDAC患者，给予Pelareorep、帕博利珠单抗和化疗（5-氟尿嘧啶、吉西他滨或伊立替康）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

研究终点包括：安全性和剂量限制性毒性（DLT）、肿瘤反应、呼肠孤病毒复制的评估以及对外周血和肿瘤活检的免疫分析。

结果显示，共招募了11例患者，其中10例可评估疗效。在可评估疗效患者中，1例获得部分缓解（持续17.4个月），2例获得疾病稳定（分别持续9个月和4个月），3例疾病进展（图2）。

总体而言，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分别为9%和27%。中位PFS为2.0个月（95％CI：0~6.8个月），平均OS为3.1个月（95％CI：0~8.7个月），1年和2年生存率分别为35%和23%。

在安全性方面，所有患者的中位治疗周期数为3（范围为1~35），对治疗的耐受性良好、毒性可控制。绝大多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为1级或2级，包括发热（73%）、寒颤（46％）、疲劳（27％）、头痛（27％）、贫血（18％）、呕吐（18％）、流感样症状（18％）、低血压（18％）、恶心（18％）、中性粒细胞减少（18％）。

此外，对治疗过程中活检标本进行分析发现，在大多数肿瘤组织中Pelareorep呈高水平复制（54.9%~78.4%）。对外周血样本进行T细胞受体测序发现，在治疗过程中有新的T细胞克隆产生。在具有临床获益的患者中，观察到免疫基因表达有较高的外周克隆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