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乳腺癌医生 得了乳腺癌……

在我患癌之前，我已是行医多年的癌症专家了：能掌控一切，对工作充满激情，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电话打来，所有这些都随之改变。

那是一个早晨，我的日常一如从前。当我正和一位同事讨论着一个复杂的病例时，我的手机震动了。看见手机屏幕上显示的熟悉号码—大学放射科的来电，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我感到一阵悲伤，思索着一会儿要给我的哪个病人打电话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听起来欢快而爽朗。她告诉我，他们发现了5处形态不规则的小结节—可能没什么问题；我只需进行随访，接受更多检查即可。由于刚才走神了，所以我又让她再说一遍她刚才提及的是哪个病人。电话另一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是您最近的乳腺钼靶检查结果。”我没有注意到她一开始并没有说“医生，早上好，这是关于…”，而是直接称呼我的名字。我当时本应该意识到这通电话是关于我自己的，而不是关于我的病人的。

面对这般令人恐惧的不祥预感，我没有一点点防备。乳腺癌悄然而至，而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与我的大部分病人不同的是，关于选择哪种治疗以及如何找到最好的医疗团队，我很容易做出决定。

作为一名乳腺癌专家，我曾多次被病人问到，“你会怎么做？”所以，当我自己也是一名乳腺癌病人时，我对双乳切除术是正确的选择从未有过怀疑。但是，作为女人，我仍然纠结于是否需要采取这么残酷的应对方法。

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我做了更多检查，频繁去看医生，还接受了多次手术，我想这一切都过去了。可是就在生活开始恢复正常的时候，我发现我携带了BRCA基因。这个遗传基因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家族成员，所以我不免为我10岁的女儿担心。

携带BRCA基因使我罹患卵巢癌的风险很高，这意味着我需要把我的卵巢和输卵管给切除。

在接受卵巢切除术前的晚上，我问Lis，把卵巢切除是何感受？她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病人。她以毫不掩饰的困惑注视着我，然后问我：“你这个让那么多病人把卵巢给切除的医生，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她指的是我已经向无数名接受乳腺癌治疗的女性提出过切除卵巢的建议。

我们两个都意识到，虽然我可以极其详尽地解释这是个什么样的手术，在医学上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是我从来没有以一个病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选择。我不晓得，在失去更多珍贵的身体器官之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如何能够应对像一夜之间进入绝经期这样的突发情况。

医生的世界，是在一个充满统计数据和概率的世界，而且我们经常用数字来安慰病人。可当你自己患有癌症时，你对这些数字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知道，在卵巢切除手术中发现卵巢癌的可能性是2-3%。作为医生，我给病人的解释是不患癌的可能性是97%，因为我觉得这样说应该会让病人安心。

然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术后醒来，医生带着悲伤的微笑告诉我，“你得了卵巢癌。”在病理科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没有得卵巢癌之前，医疗团队的任何安慰之语或者有利的统计数据都无法让我放下心来。

据我所知，肿瘤科医生是最富同情心的医生了。但是，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癌症诊断所致生活巨变带给人们的深刻感受。尽管我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整天忙于工作和事业，但是我的生活一直在我的掌控之中。

然而，癌症把生活变成了过山车，让人从希望之巅坠入绝望之谷。它像是潜伏在你身边的敌人，让你时时刻刻都没有安全感。在医生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的支配下，它很难失去控制。

我真的拼尽全力去做一名最好的医生—充满智慧、掌握最新知识、沟通能力强。我们花了数年时间去提升我们的医术。

但是，医生也是人，也有真实的情感和极限。只不过隐藏在事实和专业术语背后会更容易，也更安全。面对病人，打开难以开口的癌症话题，有真正的勇气做到心存怜悯，让我们自己去真切地感受他们的痛苦，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的抗癌之旅已经迫使我去接受恐惧和失去掌控的感觉。

但是，我很幸运。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在继续从事癌症研究工作，而且是和最出色、最勇敢的病人在一起工作。然而，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去门诊的时候，我不再害怕去同情那些我无法帮助的人。我现在可以更轻松地讨论难以开口的癌症话题，因为身为病人的我知道这是病人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