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参加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儒家思想与中医药文化专题论坛,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吴世彩、清华大学教授刘兵等业内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当今儒学与中医药发展的相关问题。
常言说得好,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以何裕民教授几十年的从医经验看,至少在医学上这样的说法是不通的,在中国医疗大环境下,还是中国的和尚好念经,中国的月亮比较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价值观讲起,还要将东西方的价值观对比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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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人体(躯体)重要
中西医学都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但两者对人的理解不尽相同。
西医学对人的认识等同于机体,建立了清晰的“人体模式”:“大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亚分子”,清晰的知识体系令人津津乐道。中医学却不然,强调“人”远胜于述说“人体”。《黄帝内经》从不单纯谈“人体”,要么讲“人”,要么讨论“机体”(脏腑气血/形骸)。由此又延伸出中医学的两个特点:(1)重功能,而忽视结构;(2)形神并重,形神兼顾。
2
生态,比生理重要
生态、生理都不是中医学固有术语,却可寻觅出其基本理论。西医学讲究生理,看重生物体和各器官的机能活动;中医学却重视“态”(生态/状态),视生态远较机能活动(生理)重要。中医学重生态,体现在强调生命活动与外界有着整体效应,内外需相互接触;自然有“智慧定律”,本然规律不可违;须对自然充满尊重敬畏;行为大都有长效应;需要注重万事适度;生态具有趋向和谐之特征;越自然,就越生态;表现在治疗上,则体现为不主张“征服”,而重视“协同共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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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有序缠绕,比身体强盛重要
中医学提出“形神相俱”“心身合一”等重要命题。认为心身间表现出共轭(缠绕)现象;心身各层次间都相互缠绕,且以网络状地互动着的。如此,整体才体现出心身活动错综且有序特性。这种互动有着“极性”特征,可以是正性的,也可以是负性的;因郁致病,因病致郁,是对负性互动之概括。呵护健康,关键在于尽可能促其良性互动,避免负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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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认识上,儒道分别提出了各自见解,细节不同,但整体思路相近,都不强调健壮亢奋,而是推崇平和协调;不执着于强健壮实(亢奋),更讲究康宁平和;认为“亢则害,承乃制”,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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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适应/平秘”pk“超越/更强”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诞生出你输我赢之竞争性宗旨,也不欣赏“更快、更高、更强”理念,不讲究超越生理极限及追求生命状态最优化、最强壮。只醉心于适度且自得其乐的生活,努力做到内外良好适应,追求各项机能平秘和谐,可以说是知足常乐之康宁观,折射出东西方以“适应/平秘”与“超越/最强壮”相媲美的全然不同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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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体合一”pk“主客体分离”
这是在认识论上东西方的差异。西方强调不掺杂任何因素地对客体进行剥离分析。唯此,结论才是客观而科学的。中医学则主客体不分,且不说“体验”“感受”“心悟”诸法是中医学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李时珍“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更将主客体合一提升到方法论高度。诡谲的是,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的冲击,正消弭着这“壁垒”:对事物认知,需依赖主体的观察方式,“薛定谔的猫”就是典型实例。量子力学另一创始人玻尔也强调:再也不可认为我们与实验本身是分离的,只是置身事外的实验者和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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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把握”pk“精致却碎片化”
中医学知识,是在对研究对象不加干扰情况下获得的,可为整体把握;西医学则是在对观察对象进行干扰的实验条件下获得的。今天的人们开始强调需在整体把握与精准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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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觉/体验”与“指标/形态学检查”同等重要
中医学的临床观察诊断,依赖患者的自我述说及望闻问切之体验,都是主观的问题在于,主观感受及体验(包括望闻问切结论)不重要吗?显然不是!指标好了病人还很难受的情况,非常普遍。生物采集技术再发达,充其量也只能是近似地反映内在变化之部分,却掩蔽了更多的真实世界。基此,2016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21世纪治疗法案》,其中特别加上了“利用(病人)真实世界证据”议题,国内睿智者也对了解“病人真实世界”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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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总体协调”与“基因/精准”同等重要
这些年,基因研究及精准医学被热捧,似乎人类看到了彻底解决健康及疾病问题之曙光。然而,权威质疑声四起,《CELL》最近刊文强调应重新审视基因组相关性研究。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借基因测序以认知疾病,意义并不大,“这很可能是一个美国牛仔的梦想!”甚至有研究认定:“最后受益的病人仅占所有病人的1.5%。”很显然,中医学没有基因及精准概念,充其量只能说重视“内外总体协调”,讲究不同脏器功能(尤其是形神)之间关联及协同。如中医理论大谈五脏间“十大关系”(心与肺、肝与脾等);临床醉心于“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等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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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制宜”“尊重个体差异”pk“临床指南/路径”
临床路径指一套关于诊疗的综合制度,以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为指导,认为这可以规范医疗行为,减少变异,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显然,中医学没有这样的说法。中医学虽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等,但这些只是“范例”,而不是约束或规范,更称不上“路径”。
中医学垂青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范例”前提下的权变。一句话,欣赏临床决策时充分考虑个体的多方面差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方流行性脑膜炎猖獗,死人无数,蒲辅周老中医成功救治了大量患者,疗效无人能及。但有人根据他治疗167例患者开了98个处方而诟病他缺乏严谨性?须知,临床是以疗效为尺度的,是嘲笑者井蛙之举呢?还是固有成见之困呢?也许,严格临床路径与“因人制宜”权变之间,保持某种适度张力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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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认识:“模糊且多病因”PK“单一/清晰/准确”
中医学讨论病因,无论内外妇儿,总是多因而论且模糊的。比较西医认识,清清楚楚,单一而准确。然而,许多慢性病并不存在清晰的单一致病因素。如致癌因素难以简单罗列,往往是多因所致。即便是感染性疾病,如萨斯(SARS)、禽流感的发病,也有你发病,他却不发病的事例,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除直接的病因外,也存在着其他很多影响因素。病因的模糊且多因论与单一、清晰、准确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楚河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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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措施:调整适应(王道)PK征服替代(霸道)
中西医学在治疗措施上也截然不同:西医学重视对抗性手段或替代性治疗,如抗炎、
抗癌、抗过敏、抗休克、抗高血压、抗血糖、抗高血脂,脏器移植等,不是“对抗”,就是“代替”。中医学则更多关注总体情况,强调自身正气及内在脏腑机能之间的协调、身心和谐。就应对言。中医学几乎没有征服性措施,相反,喜欢协调调整,改善内在机能,扶正驱邪,而且往往不是以克病为目的,热衷于“以平为期”,努力追求生命新的平衡,可以将双方归纳为“王道”的“调整”“适应”与“霸道”的“征服”“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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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自身“正气”,比借助外力重要
中医学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经典之论。祛疾治病更多仰仗自身内在正气。许多医学措施,如
中药、
针灸、
推拿等主要是通过调动自身“正气”以起效。何裕民教授在数万例癌症诊疗经验基础上,深刻体验了这点,提出“抗癌力”概念。认为面对癌症,首先需借助各种措施,包括给予希望、信念、信心等,激发其内在的主动性机制,而不只是依赖某种神奇之“外力”。
而西医学则大都直接借助“外力”:化疗之所以必用,是因为其细胞毒作用可在某环节杀死/阻止癌细胞生长(尽管效果是另一回事);抗生素是法宝,因为其可干扰细菌代谢。西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敦嘱医师应“尊重自然的力量”。但傲慢的后世学者认为那是古人“无奈之举”,科学进步完全可创造神奇“外力”,解决所有难题。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显然是个大大的问号!借助外力与激发内因之间,更多情况下是个互补的“协奏曲”。
除此之外,中西医学之间还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最后引用《论语·里仁》里的一句话,送给广大读者:“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说,聪明者应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论语》里孔夫子也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中西医学应该互为“他者”,通过相互参照比较,可以互知短长,为建构“好医学”的框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