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岁高龄的李琳看来，到国外看病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在经历数个月的兜兜转转，被国内医生“判了死刑”后，她最终怀着忐忑甚至恐惧的心情，坐上长途飞机，历经13个小时，飞越11000多公里，来到美国北部城市波士顿。
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海外医疗服务机构盛诺一家统计显示，2015年该公司远程咨询和赴海外求医的患者接近1000名，今年这一数字还在上升。在每年新发300多万癌症病人的中国，这个数字看起来如九牛一毛。但海外医疗正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李琳，飞到太平洋彼岸求医，希望能创造出“奇迹”。
他们为什么要去海外求医，国内外医疗差距在哪里，海外求医要花费多少？南方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走访美国波士顿和休斯顿的中国患者群体，从他们的故事，或许能回答一二。
位于休斯顿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外景。这是全美排名第一的癌症专科医院，很多晚期癌症患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这里。“癌症登月计划“发布后，这家医院很霸气的在“CANCER”上划了一条红线，意味要攻克癌症。南方日报记者严慧芳摄
改变的诊断结果
深秋的波士顿落叶缤纷，景色极美。这座古老的城市拥有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等30多所医院，被视为美国顶级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刚刚做完化疗的李琳，银发之下，脸色隐隐透出红叶的光泽，人到晚年漂洋过海来看病，她心底的彷徨正一点点被扫清。
今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查出结肠癌肝肺转移的李琳，陷入了混乱中。先是因为肠梗阻做了手术。一个月后，准备回院做化疗时，发生了脑梗。医生怀疑她脑部也有癌细胞转移，因为化疗会刺激
心脑血管，建议先做放疗。
但让李琳一家苦恼的是，无论是CT还是MRI检查，都不能确诊李琳是否发生了脑转。“我们拿着片子问了多名医生，一个医生一个答案。问放疗的年轻医生，如果做了放疗会怎样，医生说，‘最多可能稍微会傻一点’。”
家人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可是不做放疗，医生就只能让李琳“回家休息，别无他法”。与其在国内等，不如出国去试试，不甘心的女儿，托人打听出国看病。9月18日，李琳在儿女的陪同下，来到波士顿就医。
李琳告诉记者，这么大岁数到异国他乡看病，又花钱、语言又不通，对她来说，内心特别害怕和抗拒。“在飞机上我非常忐忑，甚至觉得自己能不能等到见医生。”不过很快，她发现此行“很值得”。
在波士顿一家综合医院，医生通过PET-CT检查，明确诊断李琳没有发生脑转移，可以先做化疗。3次化疗之后，李琳肝转移的反射区肩胛骨后背疼消失了。坐着轮椅下飞机的李琳，如今一天可以走2公里，体重增加了5斤。
盛诺一家副总、国际项目开发总监赵建勇告诉记者，2015年通过该公司远程咨询和赴海外就医的患者接近1000人，其中70%为肿瘤患者，此外还有一些心血管、
神经系统等方面的重症和疑难杂症患者。数据统计显示，出国看病患者中，国外的诊断结果与国内不完全一致的比例有9%。
54岁的刘洋更为典型。刘洋去年6月在体检时发现双侧淋巴结肿大。国内医生考虑跟他上颚一个存在30年的肿物有关，于是做了切除手术，术后病理提示玻璃样变纤维瘤（良性）可能性大。但随后淋巴结穿刺和清扫术都提示癌症转移。可是，包括胸腹盆CT、甲状腺超声、喉镜、胃镜、肠镜等一系列检查，均没有找到原发病灶。
化疗的痛苦，加上对未知病情的恐惧，刘洋自发病以来体重下降约20公斤，在同仁医院、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四处折腾的经历，让他彻底丧失信心，决心赴美治疗。在他办好手续准备动身的前3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出了诊断结果，与美国医院后来的诊断结果相同：恶性唾液腺混合性肿瘤、恶性骨转移。刘洋最终仍决定出国治病。
波士顿儿童医院，这家全球知名的儿童医院临近哈佛医学院，每年有上百名中国患者来这里求医。南方日报记者严慧芳摄
延续生命的新药
根据盛诺一家数据统计，在出国看病的患者中，国外医生对国内治疗方案作出调整和修改的，高达60%。这其中很多是因为
药物原因，“国内根本没有这些药，所以治疗方案也必然不同”。
38岁的单冬就是冲着药来的。单冬在国内是一名骨科医生，家中三代从医，经营着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2014年9月中秋节晚上，在外散步突然觉得左胸有点疼的他，在医院查出了肺癌，4期。
医生的诊断是，只能保守治疗，没有手术机会，存活期大约是半年。单冬的医生同学群炸开了锅。幸运的是，基因检测结果显示，EGFR19突变。这种基因突变目前有针对的靶向药物。国内有第一代药易瑞沙、特罗凯，二代药阿法替尼在美国已上市。单冬决定赴美治病。
如今已经过去了两年，单冬早已经越过了国内医生的半年之期。他的手机里详细记录了自己治疗的经历：
2014年11月6日早上8点开始服用阿法替尼。
2015年9月15日下午3点开始服用AZD9291，3月7日开始停药。这种即将上市的靶向药，对他的实际益处并不大。
2016年3月17日，开始服用EGF816，直到5月13日停药。这是一种正在临床三期试验的靶向药，同样对他效果不大。
两年间，5次往返美国，化疗、放疗等手段都陆续在用。单冬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吃饭、看电影、散步，回国时偶尔还做两台手术。传说中的PD-L1免疫疗法对他不适用，单冬说，明年可能会用一个新的免疫药物组合。他期待病情控制到可以手术的地步，“我觉得我能出现个奇迹。”
事实上，像单冬这样一早决定出国看病的患者并不多。大多数患者是在国内医院治到没法治了，才决定到国外孤注一掷，博一博。盛诺一家波士顿分公司客户总监SUSAN告诉记者，很多患者抱着“求神药”的目的而来，把PD-1PD-L1免疫疗法视作万能神药。但实际上，免疫疗法并非人人适用。
最新研究发现，这种目前最火热的免疫疗法，在肺癌中仅对大约30%的肺癌患者有效果，如果病人的肿瘤组织为PD-L1阳性，有效率进一步提高到50%左右；而在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有效率接近90%，黑色素瘤有效率达40%-50%，膀胱癌50%，消化道肿瘤如胃癌、食管癌和肝癌的有效率也仅在30%左右。
波士顿儿童医院里的医生小丑，儿童休息室，音乐楼梯。这里到处是儿童喜欢的元素。南方日报记者严慧芳摄
为什么要出国看病
如果给出国看病患者群体画个像，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多数人是癌症晚期，在国内无药可用无法可施，被医生判了死刑，转到美国求医。这些人通常经济条件不错，在国内也拥有不错的资源，但托人情找关系塞红包的求医过程并不顺利。
61岁的王红，今年5月确诊肺腺癌晚期，医生给了一年的时间。儿子给她吃了所有能买到的靶向药，结果基因检测出来是EGFR20突变，该突变对常见靶向药不是很敏感，反而对化疗比较敏感。受不了国内化疗带来的痛苦，王红一度想吃安眠药自杀。两个儿子逼着她来到美国求医，奔着EGR816的临床试验组而来。
美国医生建议她先化疗。经过五次化疗后，来时走路连脚都抬不起来的王红，现在能日行一万步。王红形容在美国看病与国内是“天地之别”。“这里的病人有尊严，医生很亲切，跟你握手，问你很多问题，问你感觉怎么样，国内即使通过关系找到顶级医生，通常也只有两三分钟，只有一句话，你信我就听我的。”王红称，来这里（美国）不像治病，简直像是享受。
为何要选择出国看病？从南方日报记者探访的这些癌症患者案例来看，不外乎几个理由：
一是寻求新药，国外已经上市的药，国内没有；
二是诊断不明甚至误诊，病理诊断和影像检查的水准，国内外医院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是调整治疗方案，在病情明确的情况下，国内外医生在精准用药的细节上会有所不同；
四是寻求更好的生活质量，不堪国内医疗的拥挤和无尊严，高端患者愿意用钱在国外获得知情权和生命的尊严。
病理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但事实上，国内病理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杭州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病理科工作十多年的李威告诉记者，国内医院对病理医生不重视，病理医生在医院内的收入低地位也低。“尤其是在一些小城市的医院，病理医生常年只能看到一些小疾病的切片，水平自然高不到哪里去。我们科室常年招不满人，通常招聘五六个人，来的只有两三个。”
38岁的乳腺癌患者梁燕为了保乳选择赴美就医。她告诉记者，在美国休斯顿一家知名的癌症专科医院手术时，病理医生也会在场，指导该在哪里取病理样更为准确。
但李威指出，国内医院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科室每天只有一个负责冰冻切片的病理医生值班，院内一天起码进行100台手术，至少超过一半的手术需要取病理切片，病理医生如果每台手术都在现场跟进，根本忙不过来。”
刘洋感慨，“病不可怕，死不可怕，但对自己的病情不清楚，心理上的折磨太可怕。”即使是相同的治疗方案，但精准的用药，医生详细解说副作用，根据病人情况随时调整用药方案，都给病人吃了定心丸。相反，国内医生大多没时间解释或不愿解释，病人只能去网上搜索，只能越查越恐慌。
70岁的李琳如此总结：“看病的大夫非常重要，美国的大夫一次可以聊一个多小时，每次还跟你握手，能让你放心，精神状态很好，这对病人非常重要。但不是说国内大夫不好，国内病人太多，大夫累得够呛，也忙不过来，国情就是这样。”
国内医生的“反击”
国内外癌症治疗水平差异是否如此之大？国内肿瘤医生的看法和上述患者的观点完全不同。“国内外没什么差距”，这句话透露着很多国内医生的“自信”。
广州一家大型肿瘤专科医院的肺肿瘤外科主任告诉记者，就肺癌来说，国内医生的手术水平好过国外医生，在整体治疗方案上，国内外也没有差距。
“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医生治不好的病，国外医生也治不好。”这位主任解释，就肺癌药物来说，能用上靶向药的患者只有不到20%，平均产生耐药的时间是10个月，平均生存期也只有16个月。
美国已经上市的药，在香港都能买到，美国临床试验虽然多，1000种药里大概只有1种进入临床三期。何况临床入组有严苛的条件，一般能成功入组的几率也很小，即使入组了，有效率也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有时候为了延长几个月的寿命，花那么多钱值不值得？”
至于患者反映国外化疗用药更精准，副作用小，不像国内令人难以忍受的问题，这位主任也认为，他所在的医院“化疗长胖的病人也有一半以上，关键就看你有没有找到对的医生”。
另一位肿瘤内科的主任医生告诉记者，从癌症治疗指南来说，国内外差异并不大，国内未上市的药，通过香港等途径都能买到。最大的问题是，在美国还没上市、正在临床试验的新药，常规治疗没有效果的患者，有机会进入这些临床试验组。
而另一名擅长淋巴瘤等癌症治疗的肿瘤科主任医生则指出，是否出国看病，关键要看病种。类似肺癌这些常见癌症，国内外治疗差距确实不大。现在很多国外的临床研究，中国医院也加入其中，国内患者也可以申请入组。即使如PD-1PD-L1等免疫疗法，美国已经获批用于黑色素瘤、肺癌等多种癌症，国内很多医院也在进行临床试验，这种紧跟国外的临床研究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更高。
但如淋巴瘤、白血病等病种，国外的临床研究要比国内更先进。包括一些罕见、少见的癌症，国外的临床药物试验机会也更多。不过，这位肿瘤医生指出，同一种药的临床试验组有很多，哪个组更适合病人，获益更大，如何挑选，在国内有熟人的情况下，医生会告诉你选择哪个更好，但在国外，“医生一般不会告诉你”。
出国看病要花多少钱？
出国看病，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从盛诺一家的统计显示，出国看病的肿瘤患者平均医疗花费是15万-20万美元。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具体要看患者的病情和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
中国患者通常不会购买国际保险，海外医疗均需自费。美国医疗费用的昂贵，即使是富裕的中产家庭也不易承担。
65岁的结肠癌晚期患者罗定告诉记者，他手上一条“外周型中央静脉插管”，国内花费是3700元，在美国的医院就要4000多美元，清洗管子换纱布，在他老家医院花费是62元，上海医院收费100元，美国则要收费100美元。“幸好当初上海的医生让我带着插管来美国，这里的医生又教我们如何自己冲洗管子，省了不少钱。”
骨科医生单冬在美国就医两年，已经花费至少400万元人民币，这里面除了治疗费用还有租房、生活等费用。单冬在波士顿租住的公寓每个月是2800多美元，这个价格已经算很实惠。他告诉记者，在美国，不同的药房购药，价格差别也很大。以一瓶阿法替尼为例，他分别买过7751美元、8000美元和6671美元不等的价格。另外，每家医院对于自费患者都有不同的折扣，通过像盛诺一家这样具备合作资质的中介机构，有的患者可以拿到45%的折扣。
赵建勇介绍，盛诺一家通常不建议需要借钱或卖房的患者选择出国看病。医疗本身有太多不确定性，抱着太大的期望值，往往很难承受“人财两空”的后果。也有极个别患者因为病情复杂，需要长时间待在国外，花费达到100多万美元。
以淋巴瘤为例，
干细胞移植对部分淋巴瘤患者是有可能治愈的，移植期间要进无菌室，每待一天就是一万多美元，光这部分的费用就需要20多万美元。盛诺一家波士顿分公司客户总监SUSAN则建议，流动资产在500万以上的家庭更适合赴美医疗。“有的病人带着100万人民币来美国看病，最后钱
不够了只能回国，送别时可以看出患者非常不甘心，好像打开了一条门缝，看见了光，却始终触不到，这种情况太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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