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心理的痛苦 才不会惧怕病魔——治病勿忘“治心”

　　治疗给患者带来的任何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比如难过、恐惧、焦虑、无助的感觉、绝望、压抑、厌食、失眠等等情绪体验都属于心理痛苦的范畴。因为癌症打乱了往日正常的生活，它似乎还威胁着生命，迫使患者不断地在心中反复问自己：“我会死吗？”，“为什么这种病发生在我身上！”等折磨人的问题。同时患者也会忧虑未来，如我永远不能再工作了吗？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治疗引起的疲劳、脱发、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也会造成患者的心理痛苦。用很通俗的语言描述就是患者时常会感到心烦意乱，悲伤难过。癌症心理痛苦对癌症的整个疾病过程和康复是都十分不利，然而值得探讨的是，目前在我国，这种心理痛苦还没有普遍被医生和患者自己视为同样是需要处理和对待的，也是治疗肿瘤的一部分内容。有多少医生在治疗患者时问过患者的心理感受，又有多少患者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心理感受？双方似乎都只顾忙着消灭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恶性程度、肿瘤是否又长大了？需要手术还是化疗？而忘记了“人”的存在，忘记了人的感受和人的内心痛苦这些同样会影响肿瘤发展的因素。可是要知道我们医生治疗的人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疾病；患者本人也是作为一整体来接受诊断和治疗的，患者清楚的知道自己内心的痛苦，但往往不愿诉说和治疗。

　　患者对将自己内心的痛苦告诉给医生存在观念上的顾虑，对临床医生讲述他们的心理痛苦他们有时会感到很尴尬，生怕医生认为他很懦弱、不够坚强、无法战胜疾病，或者让医生感觉自己有精神病或心理不正常，也有的患者错误的认为精神类药物会使他们的大脑变得迟钝或出现药物成瘾，所以任凭心理痛苦的折磨也不肯讲出来。这些观念得不到改善，整个患病过程中的生活质量怎么能大幅度提高？

　　转变观念需要认识，也需要勇气。让我们一同看两个例子。50年代初的美国，诊断为癌症对患者和家庭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癌症就等于死亡，家属不会将癌症的诊断结果告诉给患者本人，癌症的诊断对患者是保密的。人们普遍认为告诉患者癌症诊断结果对患者是很残酷的，不人道的。医学院校也是这样教育医学生的。同时癌症患者也不能被社会所接纳，对家庭是一种耻辱，患者本人也常常因为癌症给家庭带来的耻辱而感到内疚。这就是当时美国人们对癌症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癌症患者的心理痛苦无法被问到。

　　有两个女患者患乳腺癌同时进行乳腺根治术，她们经常相互谈论并分享彼此的心理感受，但是她们发现其他没有患乳腺癌的妇女没有人愿意和她们谈论她们的手术。她们俩商量应该召集其他乳腺癌患者一起开个座谈会，让妇女们感到谈论乳腺癌是很自由的事，而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不应该成为秘密。他们俩都是社会能力很强的人，她们认为在纽约时报刊登一则广告来宣布乳腺癌患者的这个会议是最好的宣传方式。她们给纽约时报打了电话，接通了社会生活版的编辑并请求要登一则广告，宣布患乳腺癌的妇女要召开一次会议，很长的停顿后编辑回答她说：“很抱歉，纽约时报不能出版乳腺或癌这样的词。也许你可以说我们将举办一次关于胸腔疾病的会议。”她们听了很倒胃口，就挂断了电话。然而她们俩仍然坚持他们的倡议，她们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广为人知的世界范围的妇女和乳腺癌的支持性节目《走向康复》就是她们创办的，目前由美国抗癌协会管理。她们现在已经是美国抗癌协会忠实的志愿者，就是有许多像她们一样的人共同的努力，使人们对待癌症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了。第二个例子，有一个叫丹的患者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她当时住院治疗癌症的情况：“他们除了我的想法和心理外，什么都检查和测量过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认为我心理的态度、我的应激、我的痛苦应该像研究我的身体状况一样被分析和研究。”丹当时已经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她正确的指出了问题所在，并希望她的心理问题得到医生的重视，即在治疗患者的同时应该关注患者人性的一面，了解患者的心理痛苦。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做到整体医疗，即治疗疾病的同时关注和治疗患者的心理痛苦。

　　临床医生可能会说“问那方面的问题不是我的医疗范围，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该怎么问，问那些问题会占用我很多时间。患者会滔滔不绝地诉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停止这个话题。”这些理由看起来都很充分，但是每天都能接触患者的离患者距离最近的医生都不去了解患者的真正痛苦，谁还能真正了解呢？患者的心理问题也无法转到能够帮助患者的心理医生那里。其实医生不难通过训练来掌握如何与患者沟通和交谈这些问题的技巧，但是认为心理痛苦这种问题对癌症患者没有什么影响，治疗心理痛苦没有价值，心理痛苦和肿瘤没有关系等这样的观念不改变，就不可能从内心重视这些本该得到重视的问题。患者也不是和医生说不清自己的感受，也是因为对心理痛苦的种种错误观念而难以启齿。所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自己对待这些问题的陈旧而错误的观念，而正视因癌症带来的心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