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药打破垄断 抗癌新药凯美纳引关注

　　贝达药业的凯美纳，一个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的抗肺癌新药，是国家“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标志性成果；正是因为凯美纳，中国成为继美、英之后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靶向抗癌药的第三个国家；凯美纳也一举打破肺癌靶向治疗长期被进口药垄断的局面，成为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靶向抗癌药。

　　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院士将凯美纳誉为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药学和医学界院士专家们评价凯美纳比同类进口药“药效和安全性更好，价格更低”；而对于肺癌晚期病人来说，不仅意味着可以告别传统的治疗方式——“化疗”，改用凯美纳等这样的“分子靶向药物”，还可以将化疗后5年存活期从6%～10%提高到20%以上。

　　凯美纳的成功，在国际上也引起震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全文刊登了凯美纳的三期临床研究成果，称其为“中国本土首个原创研发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开启了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新纪元，是个非常成功和完美的创新案例”，“国际临床肿瘤治疗的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凯美纳引起广泛的关注呢？

　　中国已是癌症大国，其中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第一。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中国每年新发肺癌病例高达60万，相当于几乎平均每分钟就有1人被诊断为肺癌。近年来，严重的雾霾更加剧了中国人罹患肺癌的危险，为此有专家预测，如果空气污染状况依然持续，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将迎来肺癌井喷式爆发。

　　对于凯美纳研发团队领军人丁列明来说，虽然凯美纳已经上市三年，被全国各大医院高度认可，并被浙江省列入医保目录推广应用，其销售额和纳税额也以年均超过50%的速度增长，但商业上的成功绝非终极目标。丁列明与同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的五位创业伙伴的最大愿望是，通过凯美纳的研发机制、临床试验、上市应用，以及税收和医保的政策扶持等实践历程，为中国的新药研发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改变中国“仿制药大国”的落后形象；同时，中国应该依靠自主研发新药来打破外国药的价格垄断，从源头上解决“看病贵”这一社会难题。

　　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知识产权是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要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催生更加蓬勃的创新、创造、创业热潮，用智慧升级“中国制造”。

　　20多天前，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刚刚随同李克强总理出访欧洲的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看到这条新闻，备感振奋。

　　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丁列明2002年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工作归国创业，十余年间都在做着同一件事：研制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肺癌药。2011年，贝达药业成功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靶向抗癌新药凯美纳（学名：盐酸埃克替尼），打破了该领域外资药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誉为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面对专家们在贝达药业“学术大会”上的探讨和交流，丁列明感慨颇多。两年前，他曾去拜访一位国内顶尖的医院院长。“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从来不跟国产药打交道’。见面很不愉快，没说几句话就把我撵出来了。”

　　丁列明说，他不怪这位院长，很多专家都是一听国产药就摇头，因为长期以来，他们能够用的“武器”大多是进口药，“国产药让他们没有信心”。但现在情况开始明显改变，“那位院长后来了解到，国产药也可以做到国际水平，现在他非常支持我们了。”丁列明说。

　　自主创新的底气与胆量

　　2002年的丁列明，在美国已经是执业医师，有很好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很多朋友都自然会聊到，我为什么要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承担这么大风险回国创业？答案是：除了内心创业的冲动、报国的想法，现实是我们在中国做了一件在美国做不到的事。”丁列明对记者说，“在美国，我们充其量做其中某一段的研发，绝不可能靠我们几个留学生的力量，完成这样一个新药所有的研究，更不要说产业化、走向市场。这体现了中国的机会。”

　　研制新药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件难事。国际医药界有个通行的说法：研制一款新药要经历“双十”：耗时10年时间，投入10亿美金。而“风险”是丁列明在访谈中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从技术、资金，到审批、临床试验，再到上市销售，任何一个关键节点上出了问题，都会导致功亏一篑。

　　“从技术上，首先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化合物。要做成一个药，需要上万份化合物作为起步，成功率也就万分之几。即便筛选出来上了临床试验，成功率也就百分之十几。”丁列明说。

　　申请临床试验批文，在国外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在中国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时间。这让丁列明非常纠结，作为一家新创办的公司，根本耗不起时间。

　　“当时在惆怅纠结了多个夜晚后，我鼓起勇气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了一份报告。习近平很快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帮助协调。上报7个月后，凯美纳于2006年6月获得了临床试验的批文。”丁列明回忆说，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一直伴随凯美纳走向成功。

　　接下来的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每一次都像一场大考，而且，资金投入非常大。“2008年，Ⅲ期临床试验即将开始，我们满世界去找钱也没找到。走投无路下，只有求助公司所在的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政府又雪中送炭，借给我们1500万元，买来对照的进口药，启动Ⅲ期临床研究。之后我们又获得了国家、省里重大专项的支持，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支持也跟上了。”丁列明至今谈及仍难掩感激之情。

　　由于Ⅰ期、Ⅱ期结果良好，Ⅲ期试验贝达药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选择当时市场上最好的抗肺癌药易瑞沙做“阳性对照双盲试验”，即一半病人服用凯美纳，另一半病人服用易瑞沙；所谓双盲，就是病人、医生和贝达药业都不知道病人服的是凯美纳还是对照药。

　　在此之前，国内新药研发都选择与安慰剂（淀粉做的空药片）做对照，只要新药效果稍好一些，就能凸显治疗效果。选择跟最强的对手打擂台，丁列明走的是一步险棋。但不如此，则无法证明自己，难以得到业界的认可。

　　孙燕院士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双盲试验中，发现了一个严重不良反应病例。我们都很担心。只有那一次，我要求第三方公司只对我一个人打开盲底，发现这个病人是易瑞沙组的，我心里头暗自高兴。”

　　一直守在揭盲现场的贝达药业副总裁兼首席医学官谭芬来回忆说，2010年6月15日，Ⅲ期临床试验揭盲结果刚一出来，他立刻打电话给在杭州办公室焦急等待结果的丁列明，“可以开香槟庆贺了”。

　　抵挡外资诱惑：跨国药企出2.5亿美元高价收购

　　2011年，凯美纳刚刚上市之初，贝达药业资金仍十分紧张。这时，美国一跨国药企找到丁列明，愿意出2.5亿美元甚至更高价收购凯美纳。

　　“当时我们欠银行1.5亿元，非常缺钱。但我们绝不愿意拿凯美纳去换资金。”丁列明说，当时他们核心团队几乎没有迟疑就拒绝了跨国药企的要约。他们从未将凯美纳看作一个普通的产品。小分子抗癌药一直是外资的天下，而他们一直想做中国人自己的抗癌药，让更多的中国患者用得起。“研发过程中，那么多领导和专家都帮助我们。他们支持我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让我们成为富翁，而是为了这个产业，为了使民生受益。”

　　丁列明的坚持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打动了跨国企业负责凯美纳收购项目总监朱凌宇，朱转身加盟贝达药业，现任贝达药业战略合作副总裁，负责贝达药业对外的战略合作。朱凌宇后来告诉丁列明：当时，他们非常意外，根本没想到贝达药业这样一家很小的、负债累累的企业，会拒绝这种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当时，他们觉得我们不可理喻，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因为我们对市场和销售毫无经验，觉得我们太书呆子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坚持下来了。”丁列明说。

　　2014年10月13日，第十届“环球中国商务会议”在意大利举行，丁列明被授予“年度中国商业领袖”奖。评委会给他的评价是：“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破釜沉舟的创业勇气。”

　　目前，两个凯美纳一线治疗肺癌的临床试验分别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教授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教授牵头展开，这对凯美纳未来产品生命周期具有重要意义——凯美纳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的二线用药被批准上市的，即在化疗或其他治疗失败后再选用。等一线用药的临床试验验证后，有望使凯美纳成为首选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