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格列卫专利期已过 仿药仍卖4千元

　　被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1月29日走出看守所，终于被免于强制羁押。但由他代购的那盒黄色小药片，却在持续引发舆论的关注和讨论。

　　进口“格列卫”国内一盒近2万4，印度仿制药只要200多元。作为有12年慢粒白血病史的患者，陆勇的代购行为，被病友视为一场英雄式的救赎。

　　即便是进口原研药“格列卫”，资料显示在香港的售价也只有18000元左右，日本是16000元一盒，美国大约是人民币13600元，在韩国只需9700元。何以单单在中国内地的价格会高达近24000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庄一强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制度成本”。

　　来自香港的庄一强博士拥有一大堆头衔：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香港医务行政学院理事、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其教育背景涉及内地、香港、美国、欧洲。

　　但在业界，让他最出名的是“敢说”。

　　陆勇事件

　　印度近年获批的仿制药占到美国FDA批准的1/3。为保护本国患者充分享有仿制药，印度和泰国都有从国家层面与国外药企大公司交涉，而中国政府和国外药企交涉"强仿"，至今尚未有先例。

　　记者：您怎么看“陆勇事件”？

　　庄一强：“陆勇事件”所以引发关注，有几个因素，一是海外代购成为可能，二是他被湖南沅江公安“盯上”了。我认为这件事没有单一途径的解决办法。它更大的意义，是唤起了人们对海外代购抗癌药潜藏问题的关注。

　　陆勇事件引出的一个新话题，是关于人的“生命健康权”。但在当下中国，它处于一个“三叉”路口的尴尬境地：这就是法律的尴尬、生命健康权的尴尬和社会伦理的尴尬。所谓法律的尴尬，就是只有在药品监督局注册，才是合法药品，否则视作假药。而作为人权的一部分，人生病应该有钱治，但现在很多患者面临的是有病没钱，生命健康权无法保障。而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孟子说，人应有恻隐之心，社会对这些“无药等死”的病人，冷眼旁观显然是不足取的。

　　记者：您有内地本科、美国硕士、欧洲博士的医学和管理学背景，同时又是香港医务行政学院理事，就您的比较研究还有哪些国家面临这种“两难”选择？

　　庄一强：在发达国家，比如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以美国为例，有钱人自己买保险解决；而弱势人群，比如60岁以上的老人和领救济金的穷人，政府为他们支起了“安全网”。因为这里涉及一个人权问题。但如印度、菲律宾这种欠发达国家，这个问题也都没解决好。

　　中国比较特殊，它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属于发展中国家，两边都没有“靠上”。它要鼓励仿制药发展，等于忽视知识产权保护；而强调了知识产权，又没有完善的社会机制保护弱势患者。

　　记者：有专家称，作为专利药品格列卫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但由于格列卫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特效药，所以国际专利法对其网开一面，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实行专利强制许可。

　　庄一强：其实，强制许可制度实施是需要“前提要件”的，不是谁想仿制就可随意仿制。

　　首先，“强仿”针对的药必须具有疾病的外部性，即此病会影响传播别人的传染病，比如SARS。其次，它只针对极度贫困的国家。当年针对非洲民众的“河盲”症，美国“默沙东”药就可直接被“强仿”；到了最后，“默沙东”药厂干脆直接免费赠送，此事还被哈佛大学商学院编入企业社会责任案例。

　　在陆勇案中，不具备上述两个情形：既不是传染病类，中国又不属于赤贫国家，不会给予非洲待遇。

　　记者：统计显示，近年印度获批的仿制药申请，约占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的1/3，暂时性批准约占近40%。印度和泰国都有从国家层面与国外药企大公司交涉，以保护本国患者充分享有仿制药，而我国政府基本对此少有动作。我国在此领域的相关数字是多少？

　　庄一强：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确实鲜有和国外药企交涉“强仿”，据我所知至今尚未有先例。

　　格列卫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日期为1993年4月2日，中国的法律规定专利期20年期满。这意味着，国内的仿制药企在2013年4月1日过后，就可以合法生产格列卫了。据我所知，国内至少有两家药厂在生产"格列卫"的靶向药。但仿制药的价钱居然也在4000元左右。这说明什么？我国现有的单独定价权，对已过专利期的药品定价机制不合理。

　　在我国，享有单独定价权的药品，即使过了“专利期”，也还能继续享受“高规格”待遇；其实，过了专利期，就等于过了“保护期”，不应再继续享受“优待”。

（实习编辑：庄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