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再回首(1988)：甲肝流行、物价闯关、政治民主的躁动

　　1988年元旦，北京天安门正式向公众开放。

　　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北京天安门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地方，一个精神和信仰的圣殿。印象之中，只有毛主席站在那里向亿万人民挥手，才是最最最合适的场景。现在，这个地方居然也向游人开放参观了。当时媒体报道，一群嬉皮笑脸的老外，还有经过精心挑选的北京市民，成了天安门城楼的第一批游客。

　　元旦伊始，中国的开放，一切都顺理成章，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符号。高度的开放，思想的活跃，经济的发展，像一场交通混乱的赛跑，交织在一起，注定让1988年成为复杂而动荡的一年。按老百姓的说法，龙年一定是要折腾的。

　　上海的一月是阴冷的。冻得缩手缩脚的上海人，依然忙碌地像过江之鲫，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思忖着过年的那些事。然而，一场空前未有的甲肝一夜之间爆发，让每一个上海人闻之色变。据我所知，几乎八分之一的上海家庭，都有人卷入其中。甲肝的元凶，被证实是来自江苏启东的毛蚶。上海人历来有生食毛蚶的传统。生吃毛蚶，容易使毛蚶腮上所吸附的大量细菌和甲肝病毒轻易地经口腔侵入消化道及肝脏，引发疾病。江苏启东邻近上海，长期是甲肝高发区。据说，那一年，启东近海水域毛蚶积淀达一米之厚，毛蚶受到周边甲肝病患的严重粪便污染。

　　1月19日，上海各大医院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呕吐、厌食、乏力和黄疸等症状的病例，几天之内，报告病历成倍增长，截至3月20日，共发生29.4万例，其中市区27.5万例，郊区1.87万例，呈现突发性紧急疫情。这一切，导致医院病患爆满，以致于后来连招待所、甚至学校的教室，都成了隔离病房。我的二姐，也是这场爆发性疫情的感染者和亲历者。当年上海甲肝流行，最可笑的事情，莫过于“板蓝根”药品的脱销。板蓝根是治疗感冒的药物，由于民众对甲肝预防和治疗知识相当缺乏，误以为“板蓝根”可以预防或治疗甲肝，竟然使上海市场板蓝根出现抢购风潮并脱销。很多年后，当萨斯（非典）疫情爆发，北京疲于奔命，手足无措之时，上海则相当冷静，沉着处置。这场疫情，让上海人想起当年甲肝的切肤之痛。甲肝处置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帮了上海，让上海安然无恙、抽身而过了。

　　上海的甲肝刚过，南沙的炮声又起。1月18日至3月14日，中国海军舰队先后进驻南沙赤瓜礁等岛礁，并在永暑礁开工建设海洋观测站。这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中国实施的合法行为。然而此举受到越南海军的严重挑衅，南沙赤瓜礁海战爆发。这场战斗，我军击沉越舰2艘，重创1艘，俘虏9人，越方伤亡、失踪约400人。这次海上保卫战，中国海军以仅伤1人的代价，教训了越军，沉重打击了越南的嚣张气焰。同样的战争，1974年也发生过，结果相同。只不过，对象不一样。一个是南越，一个是统一后的越南。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越南人对领土的要求。几十年后，我有幸见过当年西沙海战389舰的舰长，一位“海上拼刺刀”的英雄、肖德万将军。这位一举击沉南越海军一艘护航舰、重创三艘驱逐舰，取得西沙海战胜利的功臣，多年后出任海军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少将司令员。当年指挥西沙海战的刘华清上将的女儿，也曾托我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回忆她父亲的文章，记述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肖将军也好，刘将军也罢，他们都有同样的感慨：若不是当年南海的两场战争，中国就没有今天在南海的重要战略地位。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宣称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但实际上并没有效控制其中任何一个岛屿、珊瑚礁或沙洲。这也是大实话。

　　（退休后的肖德万将军）

　　这一年的春天，中国的思想是活跃的。民主思潮，席卷大地。各地的两会，陆续召开，政治民主的躁动，让人兴奋不已。在有关人事的选举中，出现了普遍的差额举行。上海两会，副市长的选举出现了十个候选人。所有的候选人，都必须上台与市人大代表见面，发表执政理念，并接受代表的谘询。我当时所在的新民晚报，一些采访记者，绘声绘色地介绍了竞选的场景。不过，这种竞选的热烈场面，并没有出体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中。这层纸，并没有被捅破。只有一家媒体，隐晦地报道了这一件事，处理的技巧，也是可以的。候选人的名字，被隐去了，而是用数字来代替，一号候选人、二号候选人，云云。这也算是中国媒体的奇观之一。

　　政治民主的异常躁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整个八十年代，是思想开放的历史进程，也有一个能量逐步累积的过程，这一年，几乎到了迸发的临界点。这个积累，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媒体对文革的集体反思。钦**主编的《****导报》、何家栋主编的《经济学周报》，戈扬主编的《新观察》、王若水和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并肩而行，新观点、新思维，让迷茫的一代，有了一个思考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不是正确，需要历史的考量。此时，女党员张志新的悲惨遭遇被曝光：被捕入狱、后被枪决，临刑前被割断喉管。这个案例，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应，有人公开表示反对以思想治罪，要求兑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

　　二是文化和文学的冲击。描述“**”造成人间苦难的作品，如“伤痕文学”、“干校文学”、“知青文学”、“冤狱文学”相继问世。对亲情的扭曲，对心灵的涂炭，对青春的蹂躏，对人性的毁灭，催人泪下。白桦的剧本《苦恋》及据此拍摄的《太阳与人》质问苍天：谁之罪？朦胧诗的大潮，呼唤着失去的童真与爱情，哀叹“我的钥匙丢了”，感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主题尖锐而成为社会评论的焦点。苏**等人则大胆探索中国传统文明的局限和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河*》在央视播出，引起强烈震动。

　　三是理论界的思想混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苏**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门科学，不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科学’”。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天文物理学家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应当改造。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罗基指出：“让人讲话不过是一种开明专制，并没有改变专制的实质。”“人民有权就各种政治问题广泛地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王**则认为：“党的领导是**统治的延续，是**专政，是老人集团统治。”“要实行*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严**还系统论证了中国其实是专制制度的帝国。《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指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像样的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一种制度。”原中宣部部长周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也肯定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道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化问题。

　　政治、经济、文化，总是相关联的。这一年，中国人最敏感的东西是物价。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罕见的19.3％。最典型的涨幅是猪肉价格，达到惊人的70%。物价的非理性疯涨，引起广大城市居民的极度恐慌，全国性的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出现。

　　陈芸是当时新华社专门跑物价的记者，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游泳队的队友。我的队友当中，不乏名人，包括现在著名的经济学家许小年。陈芸得到指令，由新华社发布一条物价稳定的消息，安定民心。然而，在实际采访中，她看到的情况是相反的。她说，当时穆青社长就说过，他家的保姆都不敢上街去买菜，10元钱的大票，买不了多少菜就花光了，眼晕。她还听同事说，副总理谷牧，他是最爱吃虾的，但也吃不起了，一只大虾卖到四五元，一个月也不敢吃一次。陈芸坐不住了，她与同事一起，花了一个多月，写出了一篇详细调查，《关于物价的通信》。

　　当年的情形确实匪夷所思。北京前门大栅栏的一家电器商店，所有电器都被抢光了，只剩下一台没有门的冰箱，售货员说，要买赶紧买，不买一会儿就没了。北京还出现了“手纸危机”，手纸要凭本限量供应，一人一月一卷，外地在京人员气加三分：“你们好歹一月还有一卷，我们来京上厕所用什么？”在上海，居然有人囤积了一户人家可用200年的卫生纸。上海华联商厦每两分钟即售出一台洗衣机，一天售出500台，8月27日现金销售达230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在武汉，有一个人下子买了200公斤食盐，500盒火柴。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涨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

　　物价的疯涨，也催生了众多的“倒爷”。它也被后人列入1988年的最重要的“新闻人物”之一。同一商品，计划内、外的两种价格，催生了这一群人。他们通过有政府背景和资源的人或公司，以计划价格买进，然后再按市场价格卖出，从中赚取高额差价。政府对国企，城市居民的补贴，相当数量落入此辈的口袋里。后来有经济学家保守估计，他们每年赚取的价差是1000亿，相当于当时中国GDP的6%-7%。当时有一个段子，很有名：“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现在回头看，今日福布斯评出的许多中国富豪，不少人是在此时掘得了个人的第一桶金。

　　陈芸他们的这篇稿件，除了《人民日报》没有采用，北京主要报纸，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以及地市级报纸、行业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轰动全国。人们奔走相告，街谈巷议，全国都在说物价。

　　这一切，源于时任******的“物价闯关”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中国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一直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改革开放以后，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引发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国家每年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了很大负担，要轻装前进，物价关是绕不过去的，非解决不可。也有人认为，不反对物价改革，但问题复杂，主张步子要稳，不能过急。代表人物是陈云。他说：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陈云是懂经济的，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这次教训，证明了陈云的判断，这也奠定了他后来在中国政坛的坚实领袖基础，毕竟，中国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1988年5月上旬，时任******提出启动“物价闯关”：在短期内迅速理顺价格体系，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后分析，领导人当时之所以下决心“闯关”，是为了消除“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现象。而在作决策时，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这是导致“物价闯关”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5月下旬，时任******召集中央十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其中，有两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吴敬琏。决策会中，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但是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不同意见。刘国光认为，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

　　***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是成功经验。吴敬琏公开支持刘国光意见，他说，“时间差”要以居民还存在货币幻觉、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为前提，这时多发票子他们不会马上作出反应，但是中国4月份已出现储蓄负增长和零星抢购，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可能会使通胀预期完全形成并出现银行挤兑和抢购，造成严重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荡，应该警惕。

　　据说，时任******和两位经济学家发生激烈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十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然而，争论归争论，物价闯关的决策，仍然得以通过。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力挺物价闯关，文章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物价改革是要冒风险的，改革过程中，某些人的利益暂时受到一些影响，最终总是会得到解决的。这也算是官方媒体对“物价闯关”的舆论支持。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出现抢购。仅仅过了十几天，8月27日晚，时任******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物价改革的方案还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当于中止了价格闯关。历时三个月的“物价闯关”结束。这次事件，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物价闯关”失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

　　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思想混乱和经济乱象，相互交织，促使社会向动荡的边缘滑行。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这一切因素，都成为了一年后“&&事件”重要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

　　1988年，伴随着思想混乱、经济乱象和社会动荡，还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蒋经国死了。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启两岸交流，对两岸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历史影响。全国城镇住房改革推行，公家分配的住房，竟然可以用较少的钱买回来了，这也成为今后几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基础。海南建省，引发了百万雄师下海南的大潮，海南最终没能成为第二个深圳，却给后来的海南留下了一大堆烂尾楼。《求是》创刊和《红旗》停刊，预示着执政党在理论指导的方式上有重大的改变。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让许许多多与政府和公务人员有关的公司没了生计，也让许多靠皮包公司混金发迹的人，不得不转变方向，一些混得好的人，后来成功“漂白”成了中国的富豪。中国新的军衔制度推行，没了元帅、大将和大尉，难看的六五式军服也走进了历史。青年思想教育大师李燕杰和曲啸，在深圳的蛇口被小青工呛声，整出一场“蛇口风波”。该年度第一畅销书是《山坳上的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是根据梁晓声原著改编的《雪城》。

　　也是这一年，中国也出现了首例试管婴儿，这个人后来如何，没人知道。这一年，倒是出生了两个知名度相当高的人。一个是《来自星得的你》剧中的“都教授”，韩国影星金秀贤，还有一个是台湾出生、美国长大的NBA球星林书豪。我的儿子，也出生在1988年，并取了一个同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同音不同字的名字，两年后居然还引发了一段有意思的故事。这一年，还有两个很著名的人死了。中国著名童话作家叶圣陶，中国知名作家沈从文。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这一年，还有一件事，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做了系统阐述。我不知道，当时中国经济的领导人是否注意到了他的理论。有点可惜了。本来，这一年的中国经济的乱象，也许是可以不被发生的。

　　这一年，我受《新民晚报》派遣采访汉城奥运会。不管是采访“兴奋剂事件”，还是中国体育兵团的“兵败汉城”，于我而言，似乎都并不重要。行前，我秘密策划了赴台采访的计划，并得到报社领导的默认、以及台湾官方的重视。最终，我按计划坐韩国大韩航空班机经停台湾。但是，当时的政治背景，还没有一个大陆人到过台湾，何况是一位记者。访台采访的计划最终落空，在台北的中正桃园机场，我买了两瓶金门高梁酒，在机场就喝了小半瓶，对酒感慨，心中惆怅。我当时并不知道，金门高梁就是当年两岸对峙的产物，时任金门守备司令的胡琏将军，组织和开发生产了这一款烈酒，并畅销全球。

　　这年的年底，中国内地才出现了第一位赴台湾的访问者，他是去奔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