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药中国：等不起的丙肝患者（上）

　　一

　　这条路有点长。狭窄，压抑，胸闷。

　　不知道有多少人走过这条路，一样带着求生的渴望，脚步犹疑或者匆促，经过一个小卖部，摁下电梯，上四楼。

　　2015年1月19日一大早，电梯门在闫中身后关上了，暂时隔开了他和那些焦虑的面孔以及无法分辨的嘈杂。不远处的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流趟过苍白喘息的汽车尾气，闫中无暇他顾。上升的电梯带他去的地方，也许是最后的希望。

　　这是中国最著名的肝病治疗中心，北京，解放军302医院。国内首个“丙肝专家联合门诊”就在四楼，2012年2月开诊。解放军302医院丙肝专家陈国凤和香港专家廖家杰共同坐诊。陈国风曾对外说，丙型肝炎是全球第二大病毒性肝炎，中国丙肝患者居世界首位，且呈逐年递增态势。

　　来自山西的闫中走出电梯，手里拿着价值400元的就诊号，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号，医生特别同意才得到的。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小时后，闫中走进了诊室。他感染上丙肝（丙型肝炎）病毒已经29年了。

　　丙肝，一种由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经输血、针刺、吸毒等渠道传播。它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与乙肝不同，丙肝目前尚无疫苗有效预防。

　　2014年12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邮件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其最新统计，全球有超过1.85亿丙肝患者，每年会造成35万人死亡。在中国，估计有800万人感染了丙肝病毒，其中250万患者需要治疗。大多数丙肝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丙肝。

　　中国官方尚未公布国内丙肝患者的数量。2014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丙肝研究所所长魏来对经济观察报说，根据不同研究者的报告综合判断，中国的丙肝感染率为1%-1.2%。若据此推算，中国有约1500万丙肝患者。

　　每年来解放军302医院寻诊的丙肝患者中，少有人能够像闫中这样，知道并来到这个特需门诊。来自香港的专家廖家杰，能够帮助病人拿到一类国内还没有上市的新药。

　　与目前国内普遍治疗丙肝的干扰素药物不同，这类药在美国、欧洲等地被临床证明疗效不凡。对于此前已经接受过干扰素药物治疗的丙肝患者而言，这类药更大的吸引力还在于，它们几乎没有那些令病人痛不欲生的副作用。

　　但它们暂时还不能进入中国。根据中国药监部门的进口药物审批流程，进口药物首先要申请进行国内的临床试验，通常情况下，临床试验需要完整的一个疗程和观察期。临床试验之后，药监部门会派出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之后，还需要按照流程进行批准、上市、定价和纳入医保，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进口新药进入中国走完一个流程，顺利的话至少要三四年，有的药物需要七八年才能进入中国。有的医生连大致时间也给不出，他们说，要好多年。

　　闫中等不起，丙肝病毒在他身上已经29年，他很可能错过最后的治疗窗口。这是一个很多生命都等不起的期限。

　　二

　　闫中在VIP诊室里呆了半小时。

　　这个诊室和闫中去过的所有医院诊室都不同，看上去足有30平米，宽大的棕色实木办公桌，候诊区里有一片天蓝色皮沙发，但没有一个人。这里一尘不染，像是他老家太原市汾河上空难得一见的澄澈天空，让人安心。他那件被磨出很多口子的蓝色衬衣，让人想到抽烟的人吐出的烟圈。

　　医生告诉闫中，针对他的病情有三个治疗方案，花费分别是54万元、60万元和100万元，需要去香港进一步诊疗和买药。

　　闫中甚至没记住医生给他提出的具体治疗方案。他摸了摸已经磨毛的帽檐，“我不会考虑这些方案的，太贵了。虽然有医保，为了治这个病我已经花了七八万元，我的退休工资就一两千元，承受不起。儿子们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小孙女刚上幼儿园，开支很大的。这个事我已经决定了，不能让娃娃们为我的病硬着头皮背债。”

　　这是闫中为数不多的选择。2004年，一次体检时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丙肝，此时，丙肝病毒已经在他的体内存在了18年。近十年来，他辗转多家医院，打过小剂量的干扰素，但是干扰素对年过六旬的他效果并不好。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发布的《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要点》称，国内外通用的标准治疗方法是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肝病研究所所长魏来表示，这种干扰素疗法对不同人群的治疗效果不同，如果患者人群对干扰素耐受（耐受，Tolerance，一种医学表述。简单理解是指，患者连续多次用药后机体对药物的反应性降低），且能够打完全程治疗，其治愈率一般在70%-75%。“如果不能耐受，效果没那么好，甚至就没效果——因此而停药，这就没法算。”

　　根据魏来所在的研究所的临床统计，大约有60%的丙肝患者能够耐受干扰素。对于剩下的40%左右的患者，基本没有适合的治疗药物。

　　但即便是耐受干扰素的患者也未必能够承受这种疗法。谷雨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在第二次接受干扰素加利巴韦林治疗后，谷雨选择了放弃。

　　谷雨，陕西人，56岁，有一个20多岁的漂亮女儿，曾经做过两家跨国公司的高管，被检查出感染丙肝病毒已经10年。他起初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干扰素治疗。发烧、皮疹伴随了第一年的治疗过程，硬币大小的皮疹陆续出现在他身上，他跑遍了全北京的医院看皮肤科也没有看好，当时医生诊断为牛皮癣。后来停了干扰素才慢慢好起来。

　　2012年10月，谷雨因为治疗后复发第二次接受干扰素加利巴韦林的治疗。开始打干扰素之后，他觉得身体比以前更加疲劳，吃不下饭，经常刚吃完就想吐。治疗期间，除非要喝水和上厕所，否则他都没有离开沙发的欲望。谷雨坚持了八个月，瘦了20多斤。医生怕干扰素再打下去要出事，谷雨因此放弃了治疗。

　　医生告诉谷雨，他的不良反应不是最严重的。有一位患者因为打干扰素，头发都掉光了，还掉了四颗牙。还有一位病人，打了几次干扰素之后就被120送往医院，根本无法继续下去。

　　很多继续下去和没能继续下去的患者，在网上一个“丙肝吧”里聚集了起来。2014年4月，谷雨在这里了解到，自2013年底开始，市面上已经有了治疗丙肝的口服新药，治愈率在传统的干扰素疗法之上。

　　三

　　但是，中国大陆还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和药房出售这几种新药。在找到新药之前，闫中和谷雨还有一线机会——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国内医院为其中几个新药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

　　谷雨找到了王艳斌。

　　王艳斌，副主任医师。北京地坛医院丙肝临床试验项目负责人。最近，在她的手机短信上，不断涌进这样的信息：

　　——“我是丙肝患者刘xx。试验药快开始了吗？我现在愁得吃不下饭，整夜睡不着，头发白了不少，担心病毒量高得不敢去化验，春节前不知道是否用得上药？我知道您工作忙不敢去打扰，只敢发信息问一下。”

　　——“我叫薛xx，麻烦您一定把我挑选上。”

　　......

　　在中国，一些药厂在临床试验申请被批准后，会选择有临床药理试验资质的医院作为临床研究中心，并根据药厂提出的标准招募一定名额的患者参加临床试验。北京三甲医院众多，药理基地建设更完善，临床试验的名额相对要多。地坛医院、解放军302医院和佑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都曾在其肝病诊区打出招募丙肝临床研究试验招募志愿者的通告。通常每个医院只能分到七八个名额，往往招募信息一公布，试验名额就用完了。

　　这一次，招募信息还没发布，王艳斌已经登记了50多位患者的信息。“有的病人经常发一些让人很感动或者特别难受的短信。通过各种方式，希望打动医生，让他参加筛选。”她说，在坐诊的时候，常有患者家属想偷偷塞钱给她。

　　王艳斌非常能理解这些病人迫切的心情，她的手机里存着不少患者的短信，目的就是如果病人真的符合临床试验要求，尽量让他有机会参加。

　　据说，这样的肝病临床试验志愿者名额，中国只有100多个。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推算，全国丙肝患者被选上做试验的几率是八万分之一。

　　谷雨没能通过最终筛选。闫中在2014年三次报名新药临床试验，也都落选了。

　　也有幸运的患者。今年54岁的王立得到了参与临床试验的机会。2012年4月，她被查出来感染了丙肝病毒。一个月后，王立开始在安贞医院接受干扰素疗法的治疗。用干扰素之后，她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指数很低，医生认为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对她减了药量。2013年9月12日王立停了药。2014年1月再去检查时，病毒量恢复到了最初的水平。

　　王立走访过佑安医院、传染病医院和地坛医院等多家医院的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她治疗失败是因为药量不够，病毒复发。佑安医院曾建议王立换另一种长效干扰素派罗欣继续治疗，回想起当初打干扰素的痛苦，王立放弃了。

　　后来她获知，如果再用干扰素治疗，治疗成功率会比初次使用低。

　　这时候，王立在网上看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招募志愿者进行丙肝新药临床试验，这一次是口服药物试验，不需要打干扰素。王立先后两次挂号，请求参加临床试验。2014年6月，王立接到人民医院的电话，说有一个名额，问她愿不愿意进入试验。她立刻答应了，尽管试验要求她做一次肝穿检测，对肝伤害很大，但王立觉得，这已经是她能得到的最好机会。

　　后来医生说，王立的病因非常单纯，只有丙肝这一种疾病，这是她最终入选的最大优势。药物试验组有11-12个人，她最后一个进入药物试验组。

　　连续吃了24周的药后，王立说，她已经可以独自上街买菜做饭，照顾她三个月大的小孙女了。

　　四

　　走出解放军302医院VIP诊室的第二天，闫中从一家小旅馆里退了房，带着厚厚的一袋病历资料回了太原老家。“总有看不好的病嘛。虽然得了这个病，也得生活”，他说。

　　失去了参与临床药物试验机会的谷雨则与不少丙肝患者踏上了新的寻药之路。谷雨似乎比闫中有更好的经济基础，但现在他们的处境并无差别：有新药，但没有人能得到。

　　这些新药，2014年初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在实际治疗中，它们也需要相互组合。由于还没有进入中国，尚无中文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肝病研究所所长魏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药监局和欧盟药监局批准的用于丙肝治疗的纯口服的药物，有三个使用方案，涉及大约7种新药，但是对不同基因型用法不一样。

　　比如对基因1型的患者，可以用施贵宝生产的 Daclatasvir加 Asunaprevir，这两个药一个是蛋白酶抑制剂，一个是NH5A抑制剂，有效率是80%-85%。第二个方案是吉利德生产的Sofosbuvir加Ledipasvir，分别是NS抑制剂和NS5A抑制剂，这种组合对基因1型的有效率是90%-95%。第三种是艾伯维公司的Viekira　Pak（IBT450，IBT267加IBT333）加利巴韦林，这种组合的有效率为90%-95%。这三种方法都可以用于代偿性肝硬化患者。

　　这些新药的组合治疗方案，都抛弃了干扰素，美国和欧洲临床证明，新发明的新药使用方案对丙肝病毒干预的有效率可以达到80%—95%。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副作用很小。而且不需注射，只需要口服。

　　世界卫生组织在邮件中称，在中国，使用传统的治疗方式要求丙肝患者注射干扰素，在那些能够耐受干扰素的患者中，有70%可以得到治愈。而新的口服DAA（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是目前国际最新丙肝药物的通用方案）药物的治愈率不低于90%。

　　但要获得这种新药，代价不菲。以吉利德生产的Sovaldi（即Sofosbuvir，音译索菲布韦）为例，它在美国的售价是84000美元/疗程（1000美元/片），折合人民币近60万元。

　　施贵宝Daclatasvir加Asunapre-vir组合，目前在日本的售价折合人民币15.6万元。吉利德的HARVONI，即Sofosbuvir加Ledipasvir的组合，治疗基因1B型，2型、3型，售价9.4万美元。艾伯维公司的ViekiraPak也于2014年12月在美国上市，售价8万多美元。

　　对于高昂的定价，2014年12月21日，吉利德公司全球公共关系总监米歇尔对经济观察报称：“我们相信Sovaldi的价格反映出这种药物的价值。不像其他长周期或者不确定的治疗方式，Sovaldi可以在短期减少丙肝的治疗费用，长期显著减少医疗系统的成本。为期12周的Sovaldi加注射利巴韦林实际上比传统的治疗方案花费要少，并且疗程短、痛苦少、治愈率高。”

　　但能承受私人医疗高端服务的患者是少数。即便那些经济能力好一点的患者，也常常因为怕拖累家庭而选择放弃。谷雨的家人让他去国外治疗，但是谷雨拒绝了：“孩子还未成家，不能因为这个病给家里造成更多的压力。”

　　也许是鉴于中国丙肝患者的数量，这些跨国制药公司在药物没有获得美国药监局批准之前就已经申请在中国上市的临床试验。

　　2013年8月，吉利德公司为So-valdi在中国申请临床试验，2014年12月26日获批，有望在2015年上半年开始进行。施贵宝公司在2014年就开始了一项针对丙肝患者的小分子化合物治疗的临床试验。2015年，还将有至少四个丙肝新药的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

　　这些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丙肝新药何时能正式获批进入中国，魏来和王艳斌都没给出答案。

　　根据中国药监部门的进口药物审批流程，临床试验只是国外新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程序，要走完所有的程序，有的耗时七八年。而此时，在国外，这种新药的专利期可能已经过了一半。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负责新药注册的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属的药品审评中心（CDE），这个机构的正规编制是120人。这120人包括管理层的官员，有70多人负责审药，包括中药、西药，以及毒理病理和临床等等，负责审国外一类新药的人并不多。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3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显示，2013年，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新注册申请7529个，完成审评并呈送国家总局审批的审评任务4491个，其中批准2767个。2013年药品审评中心受理量和完成量比较相差3038个，主要集中在化学药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所长魏来说，“患者都很希望能采用口服新药，我们医生也很希望能够引进这种药物，让患者有更多的治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