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肝救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4月27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刚做完手术的肖坤庆看着儿子肖体政。因为胃部不适，肖坤庆大部分时间都眉头紧锁，只有当儿子被动画片逗笑时，他才跟着呵呵笑两声。

　　5月初的天津，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

　　这个城市最大医院的前门左侧，是一条河。来自湖南邵阳的肖坤庆叫不出河的名字，却笃定地认为河里的水可以直接喝。手术结束后，他打河边走过，觉得“河水清澈极了”。

　　眼下，树木已抽出嫩芽，由黄变绿，昭示着生命的更迭。肖坤庆显然欣喜于这种变化。

　　他的左半边肝通过手术移植到了儿子的体内，“人”字形刀口从前胸直抵腹部，他比划着，仿佛一个凯旋的战士。

　　“儿子恢复很好，一切都值得。”5月2日，肖坤庆给记者打来电话，语气中满是兴奋，“你知道吗？我的肝会在儿子身体里重新长，长到它需要的样子。”

　　肖坤庆是在去年考虑给儿子捐肝的。他从邵阳来到东莞已近二十个年头，在长安镇的一个城中村做电器维修工。200多斤重的空调，他能一口气扛到7楼。

　　啤酒是他疲惫生活的唯一安慰，“再辛苦，一瓶冰啤酒下肚，烦恼烟消云散。”

　　考虑捐肝以后，他戒掉了这个“唯一的爱好”。“但还是愁呀。”肖坤庆说，一发愁，头发好像“一根根往外冒”，脑袋要炸开了。

　　儿子肖体政5岁半了，从他出生那天起，这一家人的生活便跟医院画上了约等号。

　　2009年11月18日，肖体政出生几个小时后，肖坤庆便接到病危通知书，儿子因为黄疸严重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医生说，很有可能是胆道闭锁，这是先天性的肝脏疾病，治愈希望渺茫。”

　　肖坤庆不相信。在农村，黄疸实在常见，他小时候也得过。

　　他买来一本指头厚的中药书，照着上面的方子去药店抓了药，把黑色浓稠的药水兑在牛奶里给儿子喝。

　　两个月后，肖体政肚皮一天天变大，四肢却消瘦了，“跟青蛙一样”，“摸肚皮，能摸到一块硬东西。”

　　医院正式将病情确诊为“胆道闭锁”。医生跟肖坤庆说，这个病只能肝移植。

　　肖坤庆愣了，“我说，肝这么重要的器官，怎么还能移植呢？我头回听说。”

　　2010年11月，肖体政已满1岁。黄疸引发皮肤瘙痒，耳朵和鼻孔经常被他用小手抠出血来。

　　深圳的医生建议肖坤庆去上海看看，“那里有最先进的小儿亲体肝移植手术”。

　　12月，肖坤庆带着筹来的钱和自己之前打工的积蓄共17万元，来到上海。

　　事实上，上海的医生对这个手术也拿不准。当时，小儿亲体肝移植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算成熟，肖坤庆是为数不多愿意选择手术的家庭。

　　肖坤庆“不想放弃”。

　　考虑到自己是一家之主，这次肝移植由妻子杨海英来。她肝脏的其中230克被切下来，移植进了儿子的身体。

　　从上海回来后，一家人欢天喜地。妻子腹部留下一条一尺多长、“蜈蚣一样”的疤痕，且三天两头感冒，不能弯腰，不能做家务。但这些都被儿子“康复”带来的喜悦所抵消。

　　“喜悦”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一年后，肖体政开始持续发高烧，肖坤庆打电话给上海的医院，“医生只说，这是胆管炎，去医院打点消炎药。”

　　“每次都是这个答复。”肖坤庆说。也因此，他和家人成了医院的常客。短则一个星期，长则三两个月，他们在医院待的时间比在家还长。

　　2012年，肖坤庆带着医药费单子回老家报销，“工作人员惊呆了，说怎么这么多啊？”“我一数，还真多，算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有将近三百天在医院。”

　　医保只能报销30%，巨大的医药费开销，如黑洞一样吸光了这个家庭的所有。

　　儿子一天天长大，肖坤庆却在几年时间里“急”白了头。不到四十岁，他两鬓的白发比黑头发还多。

　　为了拿到更多工钱，肖坤庆常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这样大约一个月能拿到4000到5000元钱。

　　一次，他修空调时打瞌睡，被马达切掉了一截食指，这截手指后来再没长出来；给人修冰箱，甲烷漏出来着火了，他被烧成了大花脸，眼角留下菊花状的疤痕，仿佛猫的胡须。

　　“我去医院看孩子，医生们哈哈大笑，说怎么一段时间不见你就成老虎了。”

　　医生写了张纸条给他，上面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科主任高伟的电话。

　　2014年11月，肖坤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天津。

　　医院当时采取保守治疗，给肖体政“搭建人工胆管”，但这次手术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二次亲体肝移植成了挽救这个孩子唯一的筹码，这在全国尚无先例，存在很大风险。

　　医院也给了他另外的建议：给孩子换“阴肝”。“阴肝”即夭折的小孩捐献出来的肝脏——这种手术相对容易操作，但手术费将近30万元，而如果选择亲体同血型肝移植，至少可以减免5万元。

　　肖坤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手术要征得供体者父母及配偶的签字同意。肖坤庆早年丧父，母亲已经70多岁，得知消息，老人在家哭闹了几天。肖坤庆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都强烈反对他这么做。

　　“他们说，你已经失败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吃第二次亏？如果这次还是不行怎么办？”肖坤庆说，家人主要的考虑是，作为家中顶梁柱，肖坤庆一旦“被取走了肝”，无论孩子手术成功与否，都意味着这个家庭走入另一个深渊。

　　为了说服母亲，肖坤庆拿妻子举例子，说手术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她还是能吃能睡活得好好的啊，你儿子以后干不了重活，可以去做保安啊。

　　“巴掌大小孩还好点，现在儿子都这么大了，能蹦能跳的，你让我放弃他？”他在电话里哭出来。

　　母亲拗不过，最终答应。

　　肖体政的第二次亲体肝移植手术定在2015年4月16日，这比肖坤庆预想的要早。在此之前，他带儿子去了天津的水上乐园，他说可以让孩子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好玩”，“这样他会更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