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强迫症，药疗还是认知疗法更适合你

　　强迫症确实影响着我的人生，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

　　以身说法：强迫症患者的扭曲生活

　　1994年，我22岁。那是一个繁忙的周六下午，我在公交车站等车，站牌上有一块突起的金属边，我的手指不小心划了上去，被刺破了。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在这个车站等车的人都有可能像我一样划伤手指，万一其中有得了艾滋病的人怎么办？站牌的螺丝上可能残留了他们的血液，若是这样的话，刚才我的手指就接触他们的血了，病毒会不会进入我的身体？我知道按照官方的科普，艾滋病毒是不会通过这种途径传播的，病毒根本不能在人体外存活，但是这些科学家被人进一步逼问的时候，会改口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传播的可能性，连他们自己都不确定答案。我接触的一些医生就跟我承认过，从理论上来说，病毒是有一定的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的。

　　在这件事过去的4周后，我在游泳馆弄伤了脚跟，出了血。在更衣室里我拿了张纸巾，按在伤口上。随后，我盯着手中带血的纸巾，脑子里又像跑火车一样，把当时在车站里担心的念头又过了一遍。我告诉自己说，当时已经检查过了，那个螺丝上面没有沾血——最起码我记得是这样的。我怎么就没弄清楚呢！我盯着手指，脑中一个激灵，我刚刚都做了什么呀！怎么能把纸巾按在未闭合的伤口上呢？万一纸巾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怎么办？真是蠢货！我看了看那个已经浸了血的纸巾，当然这是我的血，但是又怎么能肯定上边没有别人的血呢？可能有艾滋病患者用带血的手摸过它了。我赶紧把它扔到垃圾筒里，又从纸巾盒里抽出一张来查看，上面没有血。我感觉舒服了一点。又抽了一张，上面也没有血。但是也许之前沾过血也说不定。我把我用过的那张纸巾又从垃圾筒里捡回来，看着上面的血迹，如果这里面真有别人的血的话，你怎么能碰它呢？我急忙把手洗干净，又去看垃圾筒里面，很好，里头的纸巾上都没有血。

　　之后骑车回家的时候，我为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感到开心。我当然不可能因为在车站划伤手指就染上艾滋病了，这也太荒谬了，我现在能想通这一点了，没什么可担心的。到家后我从衣柜里翻出冬天用的手套，戴上它后把浴巾打开，小心地取出里面带血的湿纸巾。在过10分钟左右它大概就能干了，我就能好好检查一下了。然后我又从包里找出了几张皱了的纸巾，都是我从垃圾筒里拿出来的，我把它们放在桌子上，一会儿要好好地检查一番。在更衣室里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做完这些这事就算完了，我就别它忘了。这么想着我取下手套，打开了电视。

　　这就是我的胡思乱想，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强迫症）的症状。我一直担心自己会染上艾滋病，强迫性地不断检查自己以排除患病的可能，还会控制自己的行为以确保以后不会得病。我觉得到处都是艾滋病毒，例如牙刷和手巾上、水龙头和电话上。我不停地洗刷杯子瓶子，讨厌和人分享饮料，身上一有擦伤就贴上好几层药膏。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这种恐惧是荒唐可笑的，我本人拥有化学工程学的博士学位，并以科普作家为主职，但是这些怪念头和焦虑感总是挥之不去。

　　科普知识：强迫症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都听说过强迫症，但是却对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只把它当成一种行为上的怪癖。事实上，强迫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其症状不仅包括不停洗手等身体上的行为，还包括反复出现的荒谬念头，给患者造成精神上的折磨。平均来说，强迫症患者每天浪费在胡思乱想上的时间可达6个小时，他们还会再花4个小时来执行强迫性的行为。有一位巴西男性患者，名叫马库斯，他总是担心自己的眼眶形状不对，强迫性地不断用手指触摸，最终把自己给弄瞎了。

　　强迫症在最常见精神疾病排行榜上名列第四，前三名分别是抑郁症、上瘾症状、焦虑症。据称，强迫症给患者生活质量带来的不良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然而，强迫症患者可能在发病数十年后都不就医。

　　强迫症患者所担心的主题基本上只有那么几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洁癖，担心东西被灰尘和病菌感染，约三分之一的患者都是这种情况。紧随其后的是对被害妄想，患者会担心是否锁上了后门、是否关上了炉火，这种情况占全部患者的25%左右。还有10%的患者对结构和对称异常执着。其他一些比较常见的主题有：对身体情况的执着、宗教或渎神的想法、有害的性幻想、想要实施暴力行为的想法。正是因为强迫症患者的一些念头总跟禁忌或耻辱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人都试图掩饰自己的病情。

　　历经失败：追寻治疗方法的过程

　　我终于决定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是在英国利兹市读研究生期间，当时有一名精神科医生每两周来学校的校医院坐诊一次。他给了我一个红色的橡皮筋，让我戴在手腕上，每当因艾滋病而感到惶恐的念头一起，就拿它弹自己的皮肤。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治疗强迫症的方法，被称为“思维停顿法”。这个橡皮筋几小时后就断了，第二把皮筋支撑了一整天，我干脆跑到文具店，买了最大包装的一包橡皮筋。如今科学家已经确认，所谓的思维停顿法对于强迫症的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有些时候我的意志力比较强，我学会了判断哪些情况会引起强迫症的发作，并且想方设法地避免遇到这些情况。如果不能确实是否有人用我的杯子喝过水，我就不喝里面剩下的水；如果有人在球场上伤了膝盖，我就绕着他走。通过这种方法，我得以如常生活。有些时候情况比较好，有些时候病情很糟糕，当然发病的时候要比正常的时候多很多。

　　但是，强迫症并没有毁掉我的学业和事业。我的考试成绩一直不错，也交了很多朋友，正常谈了恋爱，也接到过很多好的工作。只不过，我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控制不住要胡思乱想其他的东西。接到祖母去世的消息时、听说戴安娜王妃死去的新闻时、在电影院里观看《黑色追辑令》时，我脑子里都还在想着艾滋病、在担心我会不会染上。结婚前最忙的几天我也在想艾滋病的事；上周参加一个会议时，有一名气候学家嘴上长了溃疡，我就一直担心我们喝的东西会不会混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强迫症确实影响着我的人生，它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我还是决定接受治疗，这次是向英国官方精神疾病治疗机构求助。这次治疗之前，我对艾滋病的忧虑更加严重了，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发散开来。我担心自己会把病毒传给才8个月大的女儿，如果我在刮胡子或做家务的时候出了血，那么抱她之前我会反复洗手；而且我所担心的内容也不只是艾滋病了，我发现自己一时兴起从碗柜门上扣下来的旧漆里含有铅，于是就认定我让女儿中毒了。同时我还担心自己的行为会传给她，让她也患上强迫症。这一点顾虑是对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研究表明强迫症是会在家庭成员内部传播的。

　　精神病学家近年来使用了很多药物来治疗强迫症，麦角二乙酰胺、锂盐、安非他命、尼古丁、克他命。化学家说盐酸舍曲林片可以治疗精神病，对于我来说它是救命药，在我的大脑陷入最混乱的境地时，就是它在给我指引光明。我每天早上都要服用200毫克这种药。吞下药片后我脑中的化学成分会发生改变，我的想法也就随之改变了。也有多项研究试验抗抑郁药治疗强迫症的效果，数百名患者尝试服用了舍曲林、氟西汀等等药物，结果显示用了药的患者病情得到改善的几率较高。但是这些药并非对所有人都见效，如果无效的话也没有什么可用的东西了。

　　说说笑笑：神奇的认知行为疗法

　　2010年夏末，我开始在医院里与其他病人结成小组，一起接受团体治疗。我们组有6个人，都是中年人，治疗时大家坐成一个圈，手里都拿着一份复印的材料。一个年轻些的男人着装整齐，扎着小辫，在我们中间转来转去，脸上带着宜人的微笑。这可能是在学习西班牙语。我们小组的人一起把病情摊开来说明白，包括各种恐惧的情绪、长久不去的症状、抑郁的心情、受影响的生活质量等等。其中有两人跟我一样，恐惧的东西也是艾滋病。我们交换了彼此的经历，但是有意不去说自己心里的恐惧感受。大家都尽量保持欢笑，我们笑彼此的反应，也笑自己的神经质。我们都早已不再畏惧自己的病了，不再把它当成一种诅咒，而是当作压在自己肩头的一片阴影。我们想要摆脱它，但也承认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

　　我们看了一些病理图，了解到强迫症是如何运作的。原来强迫性的行为是为了尽快缓解焦虑感而产生的，但是它们的效果只能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自身的一些错误想法和理解得以更正。这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治疗的过程基本上很温和，但是我们觉得肯定有痛苦的时候，结果正如我们所料。我被要求把血涂在女儿身上，因为这可能就是我最恐惧的事情。如果下一次受伤后往我女儿身上、脸上、胳膊上、腿上涂上我流出的血，恐惧达到极点后有可能会减弱。很多强迫症患者的想法都很荒谬，用暴露疗法来治疗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喜感。一位37岁的工程师的症状是非常讨厌精液，他特意准备了一间无菌的房间，只在里面做爱。治疗师让他摸沾上了精液的衣服，还让他在衣袋里装一个沾了精液的手帕，并用它擦拭东西。一位中年女性的症状是害怕动物，治疗师让她看着仓鼠在她的包里、床上爬来爬去。

　　对我最有效的是让别人对我的行为负责，这方法显得我有点懦弱，我也不太想提，但是确实有效。治疗师跟我们说：“我的工作很好，拿得钱很多。如果我教给你们的方法有害的话，你们可以把责任推给我，我就会被炒掉了。你们觉得我会特意做出让自己被炒掉的事情吗？”如果我把血滴在女儿身上，然后她患上了艾滋病，这不是我的责任；治疗师跟我说让我放手去做，即使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我不必承担责任，这个想法让我轻松了一些。

　　我感觉豁然开朗了。心理学家把这种想通的时刻称为“直升机视野”，你可以从高高的地方看清楚整个情况，一切都按比例呈现在你眼前。在此时，我们重获思考的能力。我们的治疗持续了6个月左右，所有人的情况都有了改善；几个月后我们重聚时，改善的效果仍在。这种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一些强迫症患者不愿接受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方法太轻松了，怎么可能通过说话、思考、沟通、挖挖病根的方法就把持续多年的病治好呢？另有一些人在开始治疗后感觉太痛苦了，于是又退缩了。还有些人认为服用抗抑郁药来辅助认知行为疗法效果不错。要我说，科学家的建议都是有理由的，他们知道认知行为疗法能给患者带来快速而巨大的变化。我就是其中一例。最后我想申明，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血滴在女儿身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