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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手机能够缓解灾难后的恐惧及焦虑?

2020-03-14 来源:营销营  标签: 掌上医生 喝茶减肥 一天瘦一斤 安全减肥 cps联盟 美容护肤
摘要: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是在自然、环境和健康风险研究中常用的对风险的主观估计,它与不确定性和恐惧的感觉相关,具有多个维度,从面向认知的信息成分(如概率估计)到面向情感的经验成分(如恐惧情绪),经受灾难后实现心理恢复必须成功地消除这两种成分。

2020年的新年是在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焦虑中度过的,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充斥着巨大不安感,不论是微信上还是微博上,都是对整个疫情和世界的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惧,什么时候疫情才会结束,人们能摘下口罩互道一声你好?我是不是也可能被传染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经历了痛苦的心理煎熬。

这样的灾难,不论是自然产生还是人为产生,都会给我们带来各种风险,但是灾难往往是具有规律性的,我们总能知道社会一般如何从反复发生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是,比物质和经济复苏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是个体心理的恢复,不具备好它,人类活动将普遍受到阻碍。那么,在灾难后,如何能缓解心理焦虑,实现风险后个体心理的恢复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手机,是当代人们接触性最高的物品,丰富的APP让人们在功能需求上和享乐需求上都得以满足,通讯上有微信、QQ等,资讯上有百度、微博等,娱乐有网易云音乐、王者荣耀等,过去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手机过度使用的危害以及适度使用的益处,而来自香港大学的JaysonS.Jia、香港中文大学的Jianmin Jia、芝加哥大学的Christopher K. Hsee和斯坦福大学的BabaShiv这四名学者在《PSYCHOLOGICAL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表明,灾难后,在手机上进行享乐行为,能够有效减少风险感知,促进心理修复。

感知风险及其对行为的影响

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是在自然、环境和健康风险研究中常用的对风险的主观估计,它与不确定性和恐惧的感觉相关,具有多个维度,从面向认知的信息成分(如概率估计)到面向情感的经验成分(如恐惧情绪),经受灾难后实现心理恢复必须成功地消除这两种成分。

研究者认为,风险的不同方面会触发相应的适应性行为的反射性增加。首先,经历灾难必然会增加功能性需求和信息性需求(例如,阅读新闻更新以解决关于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并且,经历灾难也会增加沟通行为(例如,更多的电话、短信和通讯APP的使用)和激活社交网络,以满足人际间的信息和情感需求(例如,解决关于亲属福利的不确定性,分享经验,并寻求社会支持)。此外,经历风险会导致享乐行为的增加,因为享乐行为可能是一种适应性的应对策略,有助于从厌恶的风险经验的心理恢复,并且,在灾难发生后采取更快乐的行为,应该会降低被风险威胁的整体感觉。

虽然这些假设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反,幸存者哪有心情进行享乐活动?但众多领域的学者为受难者可能会为了降低感知风险而寻求快乐和幸福提供了证据。在神经学层面上,厌恶性刺激可以刺激大脑中边缘多巴胺的释放,从而刺激快感的寻求。事实上,多巴胺回路的过度抑制与重度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有关,这意味着抑制快乐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心理后果,而寻求快乐可能是对负面刺激(例如,风险)的适应性反应。此外,关于情绪调节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寻求积极情绪是情绪修复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受难者可能会试图参加享乐活动,以缓解身心压力状态。

实验

研究者利用2013年雅安地震中的幸存者进行探索,对地震前和地震后的手机使用情况进行编码及归类,观察地震是否引起了人们手机使用上的变化,以及手机使用是否影响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并通过不同震级的地区的情况来反映人们对不同程度风险的反应,深入探讨了手机各类APP(通信、功能性和享乐性应用)的使用在减轻地震经历带来的消极心理状态和感知风险方面的效果。

最终得出结论,更高的地震强度导致地震后通信类(t=31.47,p<0.001)、享乐型(t=25.95,p<0.001)和功能型(t=14.08,p<0.001)应用程序的使用逐步增加(一阶差分模型)。然而,只有享乐行为降低了感知风险(工具变量分析),社交通信APP的使用却可能会提高人们的风险感知,而功能性行为(主要包括信息搜索)对感知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存在一个例外,即地震等级最高(九级)的震区,地震后一周内手机APP的使用频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原因可能是通信设备被严重损害,暂时没有恢复,所以不能够立刻使用。

社会人,你应怎样做

享乐行为的增加是心理恢复的一个有利途径,而不仅仅是灾后活动增加的产物。尽管已经有文献记载了积极情感、神经奖赏的心理益处,但相对而言,很少有研究和公共政策强调促进享乐行为作为一种帮助心理康复的手段。事实上,目前享乐行为被认为与应对风险的社会适当反应不一致,一些政府甚至在灾难过后实施反享乐主义的政策,比如阴郁的着装规定或禁止有趣的电视节目。虽然我们并不是说享乐行为应该是对悲剧的唯一反应,但享乐活动有可能有效促进人群从创伤性事件中心理恢复。因此,加深对风险感知如何与风险经历情绪相互作用的理解可以产生大量基于心理学的政策干预和辅助心理治疗策略,当初步治疗难以在人口级事件(如灾难)的直接后果中扩大范围时(例如,由于成本、现场顾问数量有限、物理接近困难),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人们爱不释手、无法脱离的手机来进行辅助治疗。

而沟通可能会增加感知风险,会加强恐惧和不确定的感觉,因为疫情暂未得到有效控制或者还可能有大震级余震的出现,与亲朋好友的沟通、不断的灾难信息呈现可能会不断让我们接受到更多的负面消息、负面情绪,这会延长我们的恐惧和担忧,但在现代社会中,全面的媒体报道和关于风险的密集沟通是灾后的标准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质疑信息的价值,显然,通信、沟通还可以发挥其他有益的功能,比如提高对余震的警惕性、以及了解对于肺炎感染如何更好的防护和自我检测及治疗。对于学者和政府而言,如何更好地权衡信息发布和享乐活动?聚焦于风险的沟通何时会适得其反?未来还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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