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早期焦虑与沙盘游戏哦

一、儿童早期焦虑是潜意识的自体焦虑

在中国，儿童不仅是“祖国的花朵”，更是每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寄托”。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承载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所有投射（普通用语曰期望）。一般人认为，儿童的焦虑可想而知。殊不知，儿童的另一联结——妈妈，才是真正的焦虑者。从孕育的那一刻起，中国妈妈也同样承载着家庭乃至家族的所有压力。她们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不符合养育的真理，伤害到孩子。有一群妈妈，孩子在同一个幼儿园上学，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学历高，有些是双硕士，有些是博士后，且是留洋归来的高学历知识分子；不工作，全身心陪护孩子；爱学习，形成一个论坛，阅读各种各样的育儿类图书，参加各种各样的专家学习班。在和她们交流之后，我发现她们崇拜权威的背后是共同的焦虑与压力，那就是我上文所说的，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符合育儿真理，害怕伤害到孩子。同时也担心外在环境不够好，伤害到孩子。这应该是中国年轻妈妈的缩影，也许每个人的条件和环境不一样，但妈妈的担心和焦虑却是相同的，以至于扩散成学校焦虑，教育焦虑，社会焦虑。

做儿童咨询，容易受这种焦虑的误导。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孩子的第一客体，从好乳房坏乳房到理想性客体，都强调了母亲要成为“足够好的母亲”才能让孩子建立起健康完整的心理结构，用良好的自我去调节本我与超我的冲突。这就让咨询师把重点放在了解儿童的养育方式上，努力在其中找到症结所在，并对母亲进行分析，指导母亲该如何做“足够好的母亲”，认同母亲的焦虑，分析其焦虑。结果却往往是咨询关系的中断。这曾经让我困惑不已。我发现，面对儿童，最小到四岁，最大到十二岁，都可以迅速地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而面对母亲，每一次都认为交流很顺畅的时候，却在下一次预约之后中断了。之后，我开始摸索儿童咨询师与儿童母亲的关系建立，在督导师的讨论帮助下，我整理了我所做的十几个儿童案例，慢慢发现，咨询师应以儿童为主体，从儿童的身上寻找焦虑源，与母亲一起面对，共情母亲，才能真正帮助到来访者。有了这样的观点转变，咨访关系开始变得稳定而持久。

这里以一个案例说明。巧巧咨询到第六次，咨访关系很稳定，情绪日益开朗，很愿意到咨询室来。第七次，为了进一步了解家庭模式，征得巧巧同意后，我邀请巧巧父母与巧巧一起做沙盘十五分钟。结果，整个沙盘过程非常凝滞，关系紧张。父母走后，巧巧丢弃了最先拿的医疗玩具，重新退回原始防御象征——恐龙排队往左行（潜意识方向）。结束时，巧巧不和我说再见，一声不吭地走了。第八次虽然来了，但据妈妈说，是不拒绝，而不像以往的迫不及待。显然，自恋暴怒，共情断裂。这是咨询师没有关注来放者内在的焦虑，而把关注点放在了关系上所导致的。事实上，家庭模式、养育方式虽然是导致儿童产生症状的重要因素，但归根结底，首先是儿童的原始焦虑，一种潜意识的自体焦虑，即弗洛伊德所说的：“焦虑来自原欲的直接转化。”这个观点对于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表现在（1）有利于咨询师跟随儿童走向深层心理状态；（2）有利于咨询师与儿童母亲建立更好的共情关系。

儿童的早期焦虑是一种潜意识的自体焦虑，这是我的一种整合性观点。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潜意识焦虑，这是古典精神分析的观点，尤其是克莱因的观点。克莱因认为，“对于儿童来说，原欲的兴奋未被满足而转变为焦虑”。二是自体焦虑。这里借用了科胡特的自体观点，想强调的是儿童自我形成时本身存在的焦虑，而不是由于克莱因所认为的“最早期的焦虑内容是婴儿害怕万一妈妈‘不在’，自己的需要将不能被满足的危机感”。这样一种自体焦虑表现在婴儿与生俱来的本能——生本能与死本能。生本能决定了他需要爱，对爱的缺失的害怕；死本能决定了他的攻击，对被攻击的恐惧和攻击坏客体的罪疚感。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儿童的幻想过程并用象征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是对童话故事和恐龙的既喜欢又害怕，或者是对类似于奥特曼形象的认同和对魔怪的恐惧，又或者是通过各种症状表达。“一切形式都是象征的表现”，弗洛伊德用“阉割焦虑和阴茎羡嫉”来表达这种象征，克莱因用施虐受虐的语言表达这种象征，安娜·弗洛伊德用防御机制来表达这种象征。本文则意图用儿童的沙盘游戏来呈现这种象征。

我在儿童咨询中，使用的都是沙盘。最开始并不是我对沙盘的钟爱，而是儿童对沙盘的钟爱。在我的儿童咨询中，没有一个孩子进入沙盘室表现过阻抗的，都是迅速选择自己需要的沙具做起游戏来，小到四岁孩子，大到十二岁儿童，无一例外。而沙盘对儿童的治愈效果常常让我震憾，吸引我继续探寻沙盘的治疗意义。有个自闭症儿童，经过沙盘以后，现在已进入正常小学上学。虽然他不能算是重度自闭症，但到康健园的原因是因为不适应小学被退回，如今已重新回到小学上学。沙盘中，儿童以各种意象呈现其内在的潜意识焦虑，总结十几个儿童个案沙盘，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症状的儿童，只有解决了内在的对死亡的恐惧焦虑，让潜意识流动起来，与意识层面相联结，才能真正治愈。这一点，与克莱因的结论不谋而合。她在其论文《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中提到，“在分析我最早的儿童病例时，我发现我的兴趣集中在其焦虑以及对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带领我更深入地进入潜意识以及孩子的潜意识幻想生活中。”[6]因此，在我的儿童咨询中，虽然我对克莱因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式立即诠释还不敢尝试，也有些怀疑[7]，但我会带着克莱因的理论视角去理解儿童的沙盘过程，这有利于我对来访者的共感和共情。因此，本文虽然有一点原创性的观点，但更多的是从沙盘的视角去印证，距克莱因创设理论八十年后，远在中国的儿童来访者，有着同样的潜意识焦虑，由此更证明克莱因关于儿童早期焦虑的理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二、游戏与沙盘游戏的治疗意义与象征作用

早在1923年，克莱因（MelanieKlein）就发明了游戏技术，应用在儿童精神分析上。她的第一个儿童游戏个案只有两岁九个月大。起初，她是在来访者家里做精神分析，用的是来访者自己的玩具。后来，她发现不应该在孩子的家中做精神分析，不利于移情情境的建立，也容易激起母亲的矛盾态度，使治疗带有敌意。“（移情情境）只有在病人能感觉到治疗室或游戏室是与其日常家庭生活分开的，才能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8]同一年，克莱因给一名七岁的女孩做精神分析，这次是在克莱因自己家里。但开始几次的治疗没什么进展，让克莱因感到一筹莫展，甚至发现她开始退缩。有一次，克莱因到自己孩子的婴儿房拿了一些玩具、车子、小人物、几块积木、一辆玩具火车，把它们装在一个箱子里带到病人那里，那个孩子立刻对这些玩具产生兴趣，开始玩起来。克莱因通过观察她的玩耍来进行诠释，分析开始顺利进展，孩子在学校和家里的表现也变得好转。[9]克莱因认为，游戏活动可以表达无限多样的情绪出境，同时也可以在儿童的游戏中，发现日常生活的真实经验与细节的重复，经常与其潜意识幻想交织在一起。

沙盘游戏（Sandplay），由瑞士荣格分析心理学家多拉·卡尔夫（DoraKalff）于1957年正式创立。她在沙盘游戏中注入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无意识理论，突出原型与象征性的作用，从而使沙盘游戏具有了心理分析的治疗效果。而追根溯源，沙盘游戏可以追溯到1911年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著作《地板游戏》（FLOORGAMES），书中描述了他和他的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两个儿子的游戏过程。他们在地板上用各种玩具形成不同的游戏内容，孩子们玩得开心而投入，显出令人兴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英国心理学家马格丽特·洛温菲尔德（MargaretLowenfeld）受《地板游戏》的启发，创造了沙盘游戏的前身——“世界技术”（TheWorldTechnique），孩子们在她的诊所里把玩具和模型放到分别盛有沙和水的两个盘子里玩，成为洛温菲尔德与孩子们有效的沟通工具，就像一种“语言”，表现出孩子们的“问题”。多拉·卡尔夫是在学习了洛温菲尔德的世界技术以后，结合荣格心理学理论和中国文化，创造了沙盘游戏及其理论。

对比克莱因的游戏技术与卡尔夫的沙盘游戏，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点：

（1）空间的自由与限制不同

克莱因的游戏技术几乎没有空间上的限制。洗手台也是儿童活动的场所，儿童可以自己带东西到游戏中来。沙盘游戏则有明确的空间，主要是两个具有固定尺寸、装有沙子的沙箱，当然，儿童有时候的游戏会超出沙箱，但至少只允许在沙盘室里而不能跑到咨询室以外。沙具也是咨询师准备的，强调的是一种界限。

（2）使用的理论基础与技术不同

克莱因以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为理论基础，强调咨询师跟随儿童，参与他的游戏过程，建立移情情境，游戏的工作重点是移情分析与诠释。沙盘游戏则强调创建一个“自由与保护的空间”，咨询师接纳与包容儿童的“移情与反移情”，让儿童在沙盘中创建各种意象，连接意识与潜意识来达到转化，从而获得治愈的效果和人格的发展。

但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即都是因儿童本身的游戏天性而创造出的技术，都是把游戏作为与儿童沟通的有效工具。而且，克莱因认为，要用多样的小的玩具，玩具必须是非机械性的。这一点和沙具的要求几乎一致。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无论是威尔士的地板游戏，还是克莱因的游戏技术，还是洛温菲尔德的世界技术、卡尔夫的沙盘游戏，体现出来的都是孩子的自发天性——玩耍。心理咨询的第一要义，是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让孩子玩，和孩子玩，陪孩子玩，便是儿童咨询中建立好的咨访关系的最有效方式。儿童来访者，一般不愿意叫咨询师“老师”，或者当你想和他（上学的儿童）交谈时，他首先会问：“你可不可以不像老师那样和我说话？”游戏具有治疗的意义，它能解除来访者的阻抗，让儿童进入潜意识，通过流动而非静止的游戏，建立一种情境故事，达到自愈的功能。

沙盘游戏，强调“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是以心为本的心灵治愈过程。所谓心，包含潜意识的内在，让身体（手）与外在世界连接（沙子与沙具），治其所不安，安其所安。我从儿童的角度赋予沙盘游戏另一种象征意义，我认为沙盘游戏，是孩子的子宫。儿童在沙盘室，就像回到安全的子宫里，咨询师在这里营造一种“自由与保护的空间”，抱持与守候。自由，表达的是孩子在沙盘室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不一定需要咨询师的参与，但需要咨询师的接纳与保持（holdon）。有了这一点，儿童很快就能进入潜意识世界，甚至是集体潜意识世界，在流动的沙子、流动的游戏中，达到意识与潜意识的连接，从而达到自愈与发展。保护，表达的是咨询师就像一个巨大的沙具，这个沙具象征着保护与安全。可以是儿童各种潜意识的幻想投射，咨询师要能感受到。有时候，儿童用刀子把我的手切下来，煮着吃；有时候，儿童要我扮演他的病人；有时候，他在我面前尿裤子或者大便。无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投射，儿童都是在安全的子宫里，在他的安全空间里进行，都是允许的。于是，儿童几乎没有阻抗就让潜意识浮现，内在的能量开始聚集，就像荣格所说的炼金术，在沙盘空间里达到平衡，从而获得更强大的自我去应对外在的世界。这就是沙盘游戏的治疗意义。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主席茹思·安曼（RuthAmmann）认为，沙盘游戏能够提供身体和心灵、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这句话正可表达我的关于沙盘游戏是儿童重回子宫获得自愈，达到炼金术般的平衡象征。

荣格认为，人类用以表达思想的口头及书面语言充满着象征。“我们所称的象征……除了一般的、显而易见的含义之外，还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某种模糊的、不为人知的、隐藏的含义。”这种象征具有一种从未精确规定过的、从未透彻解释过的、更加广阔的“无意识”特征。《道德经》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有（又）玄，众眇（妙）之门。”更精妙地表述了象征的特性。说得出来又说不出来，说出来的含义超出了本身的含义，所以，咨询师既要客观地观察其妙，又要体察自身的感受去观察其噭（变化）。当儿童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们的焦虑时，他们用玩具或者沙具来象征他们的无意识焦虑；咨询师如克莱因则用她特有的语言来象征她所理解的儿童的早期焦虑。这就让能够在本文中借用克莱因的语言象征和儿童在沙盘中的沙具象征来探索儿童的早期焦虑。

三、克莱因关于儿童早期焦虑的理论观点

克莱因的精神分析理论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最初看她的著作《嫉羡与感恩》与《儿童精神分析》，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觉得她的分析带点野蛮的成分。但在做儿童咨询之后，再读这两本著作，就会被她的敏锐观察和深邃观点所折服。相比成人精神分析的追溯童年观点，我认为克莱因的观点更具有实证性，她对儿童的探索是很真实的，只要把她的语言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就很好解读她的理论了。

所谓的儿童早期焦虑，是指儿童从一出生开始就具有的原发性焦虑。弗洛伊德认为，焦虑的起源来自于原欲的直接转化。由于潜抑的结果，原来要发生在原我的兴奋过程并没有发生，自我成功地将这个过程压抑或者转向了。自我是焦虑真正所在的位置。顺着这个思路，克莱因提出这样的假说：“焦虑是被来自于死之本能且威胁到生物体的危险所诱发的，我认为这是发生焦虑最主要的原因。”说到底，焦虑的起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但克莱因不同意弗洛伊德认为的“对死亡的恐惧应被视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而是认为是儿童潜意识中存在着对生命灭绝的恐惧。她说：“如果我们假设死之本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必须假设，在心灵的最深层存在着一种对这个本能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以恐惧生命被灭绝的形式来表现的。所以，以我的观点来看，死之本能的内在运作所产生的危险是焦虑的第一因子。”伴随生命灭绝的恐惧性焦虑是儿童的罪恶感。谈到罪恶感，弗洛伊德主张其根源是俄狄浦斯情结。他说：“罪恶感是一种冲突的表现，而这个冲突，是因为生之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带来的矛盾状态所致。”克莱因进一步阐述：“由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冲突拉锯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种拉锯就会成为一个持续的因子，进入所有的焦虑情境。”

分析婴儿期的焦虑情境，克莱因发现了施虐冲动与潜意识幻想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婴儿的早期内摄与投射过程导致了自我内部建立起极度恐怖与迫害性的客体，就在极度好的客体旁边。他将自己的攻击性投射到内在客体上，形成了早期超我的一部分。从这些来源所产生的焦虑被加上了罪恶感，这些罪恶感源自于婴儿对他所爱的第一客体之攻击冲动。克莱因借用一个五岁男孩的案例说明之。该男孩习惯于假装拥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如大象、花豹、土狼和狼来帮助他对付敌人。克莱因认为，这些动物代表危险的客体（加害者），不过男孩已经将他们驯化，可用来保护他对抗敌人。在分析过程中显示，它们也代表了男孩自己的施虐性，每一种动物代表了一个特点的施虐性来源，以及在这个连接里被使用的器官：大象象征他的肌肉施虐性和他想要践踏跺脚的冲动；可以将猎物撕裂的花豹代表了他的牙齿和指甲，以及它们在他攻击时所具有的功能；野狼象征了他的排泄物被赋予了破坏性的品质。有时候，男孩会变得非常恐惧，害怕他已经驯服的野兽会反过来对付他，把他除掉。这种恐惧感传达了他被自己的破坏性（以及内在的加害者）威胁的感觉。由这个案例，克莱因认为儿童对死亡的恐惧在潜意识中存在着各种形式，也就是恐惧感在各种焦虑情境中有各种各样的扮演角色。儿童的原发性焦虑，导因于婴儿时期尚不能分别暂时不在和永久失去的不同，只要没有看见妈妈，就会表现得好像再也见不到她似的。这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婴儿的基本失落恐惧。克莱因则把这种失落恐惧描述为婴儿的潜意识幻想——担心他所爱的母亲已经被他的施虐冲动所摧毁了，或是正岌岌可危，这种恐惧与母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在（与内在）好客体有关，而且促使婴儿感觉到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婴儿的潜意识幻想可能会伴随他的一生，可莱因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指出：“当一个人处于极度压力下时（不管外在或内在），或是当他生病、失败是，我们可以在他身上观察到这些最深焦虑情境的（完全与直接）运作，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可能会患神经症，因为他无法完全放弃其旧焦虑情境。”

综上所述，通过长期的婴儿观察和儿童治疗，克莱因承继了弗洛伊德关于儿童焦虑感与罪恶感的观点并作进一步发展。儿童早期焦虑是婴儿对生命灭绝的恐惧，是生本能与死本能长期抗争的冲突结果，并转化为超我的一部分，形成罪恶感。婴儿通过施虐冲动与潜意识幻想投射成内在的客体，成为超我的一部分，并伴随着罪恶感。由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抗争是一辈子的事情，因此早期焦虑会伴随人的一生潜抑在最深焦虑情境中。回归到本文的开篇，儿童因不同原因或症状表现来到咨询室，当我把重点放在儿童的养育方式与家庭模式上时，不仅不容易共情到儿童，而且与母亲的关系也容易断裂。而当把重点放在儿童的焦虑情境中，跟随进入深层心理，来访者有明显的好转效果。分析十几个儿童案例，可以发现，在中国，儿童的症状根源主要还是克莱因所说的早期焦虑，这在沙盘游戏中有明显的表现。

四、儿童早期焦虑在沙盘游戏中的表现

通过儿童的沙盘游戏，我越来越相信儿童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早期焦虑。正如克莱因所说，它首先表现为对生命灭绝的恐惧，是一种死本能焦虑。而且我认为，它不仅包含有个体潜意识焦虑，也包含了集体潜意识焦虑。这可以下面的例子来证明。

晶晶是一个10岁的女孩，读四年级。来咨询的原因是因为她在教室里看了一个碟片后，就不停地害怕死亡，思考死亡，做与死亡有关的梦，梦见自己被一个恶魔吞噬。以至于经常哭泣，睡不着觉。第一次咨询，我就邀请她做沙盘。没想到，整整45分钟，她没有一刻间歇，一边做沙盘游戏，一边讲述沙盘呈现的情境故事。从动物与动物的战争到动物与人类的战争再到人类与人类的战争，结尾是（人）建立了一个国家——美国。当她讲完以后，长吁了一口气，对我说“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么多话”。我问她，你还害怕吗？她摇摇头“不怕了”。第二次咨询，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她妈妈也反映说她这一周很快乐，而且一改往日退缩的形象，变得爱管闲事了，大胆了。而她，则像卸下来千斤重担，变得轻松活泼。从晶晶的沙盘故事呈现，我们可以看出，晶晶对死亡的焦虑更是一种集体潜意识中对生命灭绝的恐惧。当她把潜意识中承载的人类对死亡的恐惧用沙盘故事再现的时候，这种恐惧就释放出来了，她卸下了重担，可以快乐成长了。

荣格在讲到“儿童”原型的时候，他写道：“儿童……用每一种方式来表现最强烈、最不可避免的本能，也即是本能的自我实现，它由自然力量和本能装备……”尽管这里的儿童原型，不仅仅包括儿童本身，但是，真实的儿童，正是用每一种方式来表现其最强烈、最不可避免的本能。所以，他们在沙盘中所说的所做的都是最真实的，不带有任何的掩饰。他们离无意识最近。

儿童的沙盘，第一阶段往往表现的都是动物。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主席茹思·安曼（RuthAmmann）说：“它代表了孩子发展过程中的动物阶段。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候，孩子都会无意识地或前意识地卷入到身体的世界、本能的世界、驱力的世界和情绪的世界中。动物代表了这个世界各种各样有活力的、活动的和易变的。”

五、结论

探索儿童的早期焦虑，还可以深入到俄狄浦斯冲突焦虑、本我与超我冲突焦虑等等。本文篇幅有限，不能面面俱到，这里重点想强调的是，儿童咨询中，首先呈现给咨询师的往往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潜意识自体焦虑，它是一种对生命灭绝的恐惧，是生本能与死本能冲突导致的焦虑情境。咨询师应把这点作为思考的重点，对咨询才更有帮助。沙盘游戏，犹如儿童返回子宫中的炼金过程，儿童在这里呈现出他/她的潜意识幻想与施虐冲动，在分裂与整合中缓解焦虑，释放焦虑，从而建立更稳定的核心自体，去应对现实生活的真实矛盾与困难。咨询师只有在了解儿童的施虐潜意识幻想与冲动的基础上，对儿童进行抱持、接纳与共情，才能真正帮助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