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心理差异

1980年,Hofstede通过调查得出“西方文化是个体主义,东亚文化是集体主义”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美国等国家个人主义盛行，而在日本等国家，集体主义文化盛行。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是指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关系。个人主义指的是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而集体主义则是一种紧密的社会结构。重视个人主义的文化倾向于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非常松散地结成社会关系网，并极大关注自尊。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矛盾：人本主义强调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以提高人的自尊、自爱和自助能力为其首要目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浓厚的家庭观念及其反对突出个人的主导思想相冲突。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不仅在个人的自我实现中有着明显的差异，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工作有关的价值观上的差异

从Hofstede(1980)的实证研究中证明不同文化在与工作有关的价值观上的差异。从这项研究中看到，东南亚文化显然在个体主义方面要比西方弱得多，而权力距离上要强得多。

在工业发达的环境中，“面子”是无足轻重的，Bond和Lee(1980)认为“面子”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情境中:

(1)如果相同的人们一再相遇，则丢脸是不行的。

(2)一个社会的群体成员在群体参与上比个人活动获得更多的认同感，这时顾全他人的面子会促进互助的群体成员以此具有凝聚力，以及

(3)在权威社会中，下级批评上级将威胁社会秩序。

他们的结论是注重群体生活的社会要比注重个体的社会更强调“面子”，也更注意维护社会秩序。中国社会在此方面的程度是很高的。

在对自我的认识上

西方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有关自我的理论来看，其共同点都是把个人的自我看作为个人荣辱心的动力源泉。

可是对中国人来说，自我的荣耀和耻辱既不是由自我的动力所发动的，也不是以荣辱为终结的，却是由每一代祖先的期望凝聚而来的一种动力。

每一个中国人在家庭中都是“光于前，裕于后”的自我系列中的一个小节。这就意味着中国人不会放弃这个系列去随意地展示自我，而是为了这个小节牺牲自我，然后再把列祖列宗的自我内化为自己的自我。因此无论如何，中国人的“面子”动力都是家族或民族命脉的总和，而不是他个人的冲动或驱力。杜维明说，中国人的自我在本质上“是连续不断的家族世系中的一发展部分，是特定家族世系向前繁衍的一个连续体”

作为以跨文化心理研究为己任的Triandis(1989)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认为在集体主义中：

个体除了遵从集体的目标以外，集体成员还倾向于顾及他们的行为对内群体的后果，倾向于和内群体成员分享资源(Hui&Triandis,1986)。他们总是强调群体的整合,而且反复强调他们和内群体的依赖关系(Triandisetal，1986)。

而个体主义的文化是怎样的呢?

个体主义的优先性在于其文化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文化越复杂，一个体进入的内群体也越多，以至他有选择加入内群体或形成新内群体的自由。流动性意味着个体可以独立于内群体。假如内群体的需要太过分，个体就可以离去。流动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体流动(迁徙、改变社会阶层)时,他就有机会进入新的内群体，并发现这些内群体的目标和他的相一致。进而，一个内群体越是在一特定的氛围中用昂贵的代价来抵制个人目标以实现集体目标，个体就越是按照他自己的目标行动，而且该文化也越具有个体主义特征。这样的代价在这一氛围削弱之际是相当昂贵的。如果一个体只有一个同伴,他也会拒绝配合。(Triandis,1989)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就是完美的价值取向。

美国文化中激进的个人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对自我的过高评价，日益使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有所警惕（Lasch，1978；Bellah等人，1985）。现代心理学中提到的自我核心既是这种文化偏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通过颂扬自我和个人的事业，心理学既吸收了美国的价值观，又鼓励了一种社会哲学的产生，将自我的利益置于最核心的支配地位。结果，当前关于人类发展的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叙述着这样一个故事：人们彼此之间漫无目的地漂浮，追寻着他们自己的“自主”和“独立”。因此，心理学将自恋文化结合进自体的共同的偶像崇拜中，赞扬自强自立、自我表达、自我觉察和自我实现。在赋予这样的敬意的时候，西方的文化和心理学都否认彼此之间本质的依赖。

社会：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并且除了将人类彼此的联系作为一种生产力的手段外，对其赋予的价值越来越弱的时候，会面的心理空间就变得日益稀少。在我们这个变化迅速的社会里，社区、大家庭以及邻居都弱化成了人类交换的壁垒。

婚姻：

那些留存下来的非常少的关系制度（如婚姻和家庭）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关系需求，但由于过于害羞而无法公开承认，在这种压力下，这些关系制度也开始崩溃。对婚姻制度的期待过多，以至于婚姻制度超载，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土崩瓦解。家庭日益成为一种困扰的现象，退缩到文化兴趣的边缘。

友谊：

类似地，友谊正在成为人们希望他们有时间为之付出的一种活动。然而，我们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或者是通过他人才能够成长。对关系的贬值是另一种破坏我们的环境的形式：我们轻视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因素。

个人

在个人主义之下，对自体的关注，追求名利的野心以及现代生活的贪婪是对彼此的强烈渴求、对联系的渴求、对回应和温暖且丰富生命的接触的渴求。所有这些都带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努力，希望不那么强烈地需要他人。当他们能够认识到、能够忍受并且疏通他们对他人的需要的时候，所有情况都将得到改善。

在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方面

首先，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将个人的幸福、快乐作为其社会的首要目标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下的人们就不去或者没有权利追求和享受幸福快乐，只是在有着集体主义自我的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中，追求个人的这种满足并不是社会所首选的目标，一般会优先考虑更大群体的利益，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等。

不同文化对优秀品质的要求和侧重存在差异

集体主义文化里，优秀个体被称赞的指标往往是人际间的。而在强调自由、自治的西方社会，责任义务和社会期许经常被认为是一种限制，是对人性充分发挥的阻碍。

如中国传统文化习俗讲“孝道”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德，这一点可以从对孩子的教育和国人“要孝敬父母”的择偶标准看出。而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指出，“孝道”在美国学生那里仅排35位。

不同文化对幸福本质的理解存在差异

（1）关于情感满足

积极心理学家将情感满足作为衡量幸福生活的一项指标，这毋庸置疑，但对情感满足的理解产生了“分歧”。集体主义文化里会在和评估情感时采用一种他人中心的换位思维，如被他人接受的幸福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满足，这种情感甚至比个人的主观情感体验更被看重，而这种情感满足在西方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表述。

另外，在西方文化里，通常认为消极情感是需要避免和控制的，这一点在积极心理学中也有体现。而在中国的文化里，存在一些消极情感并不被认为是完全的坏事，如学生在自己的追求和父母的期望之间陷入的一种负罪感，而这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成熟的标志，是不愿伤害重要他人而有的情感，中国文化对消极情感更为宽容，同时鼓励中庸和磨砺，而不是对积极情感最大化和积累和对消极情感的完全排除。

（2）关于“真正的幸福”

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不论他们个人是否得到满足，更倾向于顾虑某些标准的特点，例如：考虑家人、朋友对他生活的评价。相反，在个人主义国家的个体更倾向于考虑自己的感受，主观幸福感和个人中心之间存在更强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