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不相信辟谣——谈错误认知

网络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给我们带来困扰，比如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在朋友圈里传的飞快。微信曾经推出一个“辟谣小助手”，然而辟谣真的是一个小助手可以办到的吗？

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家BrendanNyhan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这是他和几位儿科医生以及其他政治学家一起研究3年的成果。

他们跟踪研究了将近两千位父母，这些父母都至少有一个17岁以下的孩子，这是为了验证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在了解许多支持接种疫苗的信息后，父母们是否会改变对疫苗的态度？

每个实验组家庭都收到了下面4种信息的其中之一：第一份是来自疾病防控中心的宣传单，声称没有证据表明治愈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MMR疫苗）与孩子患上孤独症有关联；第二份是关于疫苗信息的说明书，列举了MMR疫苗能够预防的疾病所产生的危害；第三份是许多遭受这些疾病的孩子们的照片；第四份是一个疾病防控中心举出的鲜明案例：比如一名婴儿几乎因为麻疹而夭折。

对照组家庭则没有收到这些信息。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检测事实、科学、情感或者故事等4类信息能否改变人们的想法。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完全没能改变。没有任何信息起到作用。第一份宣传单（主要集中在表明疫苗和孤独症之间缺乏联系）似乎能消除人们对这种关联的误解，但这没能影响人们去接种疫苗的意向，甚至还降低了那些原本对疫苗持有最消极观念父母们的接种意图，这种现象被称为逆火效应【1】（backfireeffect）。

另外两则信息则更事与愿违，备受病痛折磨的孩子们的照片加深了人们认为疫苗能引起孤独症的看法，而鲜明的事例莫名其妙地加深了人们对疫苗危险性的认识。“这太让人失望了，”Nyhan说，他停顿了一下，又重复到：“这实在是太让我们失望了。”

Nyhan对错误认知的兴趣要追溯到21世纪初，那时他还是斯沃斯莫尔学院【2】大三的学生。当时正值总统选举的混乱期，他在学习错综复杂的政治学。

“2000年的总统选举（小布什VS艾尔·高尔）有些罔顾事实”，他说。Nyhan和两个同学一起决定创立一个致力于戳穿政治谎言的论坛。这个论坛的名字叫做Spinsanity，是一个检查事件是否真实的网站，在它的启发下产生了PolitiFact和安尼伯格政策研究中心【3】的factcheck.org等网站。

4年以来，在Nyhan他们三人协力地宣传下，他们的论坛人气很高——除了在Salon网站和费城Inquirer报纸上同时发表文章外，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但谎言依旧存在。这时，Nyhan已经在杜克大学就读政治学的博士，他把Spinsanity论坛放在一边，转而致力于他那时关注的更急迫的问题：如果辟谣没什么效果的话，那如何才能改变人们的错误认知呢？（前面提到的2014年4月的疫苗研究就是为回答这一问题所设计的一系列实验之一。）

就算到现在，辟谣的尝试也没有取得长足的进展。布里斯托大学的心理学家StephanLewandowsky对谣言的研究几乎和Nyhan同时开始。在对2012年关于「错误认知」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之后，他发现了许多疑点，那就是除了他自己目前的研究和Nyhan所进行的研究之外，没什么实证研究。

过去几年，Nyhan一直试着用现实生活和新闻来在研究中填补实证的空缺，包括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争议，奥巴马身世之谜和对转基因的激进主义。过去对错误认知这一领域的研究集中于在实验室里设置虚拟的故事，但Nyhan相信把目光转向现实中的争议是最好的方法，这能更好地了解到那些顽固的错误认知是如何被纠正的。

早前，他了解到并不是所有谣言都“生而平等”。不是所有的错误信息都能变成错误认知（错误认知是一种长期流传下来的错误知识），并且，不是所用的错误认知都难以得到纠正。就拿天文学来说吧，如果有人要你阐述一下地球和月亮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说错，可能会说太阳绕着地球转，东升西落。而一个懂天文学的朋友可能会纠正你的错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轻易就能改变你的认知。

但设想一下你生活在伽利略时代，那时对太阳和地球关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那时的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认知和大自然、自我以及宗教紧密相连。如果伽利略试图纠正你的错误（太阳绕着地球转），那会发生什么？这个改变过程可就不那么轻松了。当然，那时和现在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这种错误认知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什么直接威胁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就容易改变我们的认知。只有当这种改变与我们一直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相抵触的时候，麻烦才会出现。

在现实生活中，辟谣可能会非常困难。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KellyGarrett和BrianWeeks试图寻找政治上立即得到纠正的错误信息，具体点说是谁有权或无权查看你的电子健康记录，是否比一段时间内没人站出来纠正更不容易让人接受。起初，似乎这种纠正能让一些人改变他们的错误看法。但当研究更深入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仅有的改变看法的人是先前就不相信这件事的人。如果某人对这件事持有相反的态度，那这种纠正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加深对信息源的怀疑。

2012年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效应。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都受到党派的强烈影响，尽管这些文章是毫无政治意义的。比如一篇关于西尼尔病毒可能会造成健康问题的文章，不过是描写了气候变化引起的潜在副作用。如果信息与不坚定的认知冲突，那么他就会抛弃原有的认知；但如果先前的认知非常坚定，那他就会抛弃所获得的信息。

就算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改正了错误的观念，原先的认知依旧会对我们的记忆和想法产生影响。Lewandowsky和他的同事们在西澳大学做了一系列研究，他们让同学们阅读一篇关于明显发生在澳北区抢劫酒品店的新闻。每个人都阅读了基本事实相同的新闻报道，但有的新闻中提到了抢劫者的种族，而另一些则没有涉及。一种情况是让学生们相信嫌疑人是高加索人，另外的则让他们相信嫌疑人是土著人。在报道的最后，嫌疑人的种族可能是确定的，也可能是不确定的。之后，实验参与者需要进行半个小时、与先前毫不相关的电脑工作。之后他们需要回答一些事实性问题（比如新闻里“那个被遗弃的车辆是什么类型的？”）以及推理性问题（比如“你认为谁是袭击者？”）。在学生们回答完所有的问题之后，研究人员就可以对他们关于土著人的种族态度进行评估。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正确的，学生们都可以回忆起有关犯罪的细节，也能详细讲出哪些信息是确定的或非确定的。但种族偏见很强的学生依旧会根据错误的种族信息认为抢劫者是土著人，即使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纠正。他们能够准确回答出那些事实性问题，也知道他们所知的种族信息是错误的，但他们仍然会在推理性问题回答的时候依赖这种错误。他们会说袭击者可能是土著人，或酒品店老板可能因为他们是土著人而误解他们。换句话说，这种实验强有力证明了Nyhan的观点：虽然错误的认知得到了纠正，但这种坚定的错误认知会一直影响人们的判断，即使人们可能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Lewandowsky又设定了一种情景，和先前的新闻差不多，但唯一不同的是，土著人制服了抢劫未遂者。这次，种族偏见较弱的同学在判断上依赖了错误信息，尽管已经得到了纠正。在随后的回忆过程中，虽然他们知道嫌疑人的种族信息是不确定的，但他们却更多并且错误地提到了种族。这表明了错误认知和某人的政治倾向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和自我认知有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有的思想意识都会受到这种影响。

意识到：坚定的错误认知源自和我们自身认知紧密相连的问题，Nyhan和他的同事们立即转向研究新的可以纠正谬误的方法。他们决定将人们的认知定位于他们自身，而不是去改正错误或者争论事实。在他们即将出版的一系列研究中，达特茅斯学院团队从自我肯定的角度来寻找改正错误认知的方法，这种方法曾用于同歧视和自暴自弃作斗争。由ClaudeSteele率先提出的理论认为，人们感到自身受到外界的威胁才会强烈刺激他们去改正错误，这是通过解开矛盾或者改正自身行为来完成的。

举例来说，如果要求女性在数学或科学考试前来描述她们的性别，那么她们的考试表现可能比不做这种阐述要差，这是为了证明她们的行为同女性不擅长理科这种社会常识相符。

为了对这一刻板印象做出改变，Steele在自我肯定方面提出了一种建议，即写下或大声说出你过去那些积极的瞬间，这能重新肯定自我，并且能挑战上述问题。Steele的研究表明自我肯定让人们能够更有活力，表现得更好，不论是在SAT考试，智商测验或是在读书见面会。

通常情况下，自我肯定专门用于身份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比如种族，性别，年龄，体重等等。这里，Nyhan决定将其用到和上述情况不相关的情况下：让你回忆起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能让你对高度政治化的事件视野更宽广么？比如说对伊拉克增兵或者全球变暖的问题？结果是肯定的。

而在所有情况里，自我肯定能让我们的态度变得更好，坏脾气早已不知影踪。即使没有附加信息的出现，这种效应也能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人们两次得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问题出现在自我肯定前和自我肯定后。

但Nyhan也承认，这种解决方法很难推广到实验室以外的地方。“人们不会有时间坐下来写篇文章，说说他们自我感觉好的时刻。”他说。而且尚未知这种效应会持续多久，因为我们不太会去预先自我肯定一下，然后再去和别人辩论气候变化的问题。

尽管这种方法难以操作，但其中的理论还是很有用的。事实和证据，并不像每个人想的那样，它们不是那么有效力，毕竟它们被人们有选择性地加工和解释。相反，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宽广的视角，更超然的态度来关注这些问题呢——也就是说信息无关政治，没有意识形态，也不是自我偏见的反应。

最近，新兴的生乳运动【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这种运动还是一种相对边缘化的现象，但这对巴士灭菌法在一个多世纪里对牛奶中健康成分的破坏进行了广泛宣传。尽管疾病防控中心称生乳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食品之一”，比起其他由食品引发的疾病，没有经过正确处理的生乳所产生的住院治疗是其他由食品引发疾病的三倍。但是生乳支持者越来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设想的生乳对身体的益处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肯定。为了阻止这种观点继续散播下去，Nyhan建议巴士灭菌法的支持者们不应该继续强调生乳的问题，否则他们会“不经意间帮助到对方。”相反，他们应该多些宣传自我价值的信息，比如可以指出使用巴士灭菌法的牛奶让孩子们身体健康，这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我问Nyhan这种方法能否用于疫苗问题。至少目前来说，他也不能确定。“我们可能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疫苗问题，”他告诉我。“现在对这个公众问题大家已经各执己见了，我们很难再找到某种方法纠正人们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可以用于解决生乳问题的方法之所以不能用于解决疫苗问题，在于虽然人们都知道疾病不好，但不同于巴氏灭菌的牛奶，人们相信疫苗是危险的。尽管没有真正的医学专家，而是JennyMcCarthy【5】之类的人站出来说话，数据表明反对疫苗的观点明显传播地越来越广泛，那么人们就越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毫无争议的、没有意识形态的观点。除非意见或舆论领袖率先改变了他们的观点，这种认知才能得以改变。

最终，这变成了一种令人迷惑的现象，那些跨党派、跨平台的国家精英们，那些我们认为是意见领袖的人，才能让信息传播地更远。禁烟运动就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运动，这也是一种纠正错误的运动。但如果只有民主党或共和党单方面支持禁烟，那么这种改变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深刻。只有当意识形态被抛开的时候，某种信息才会发生改变，错误才会从自我认知中抽离出来。

幸运的是，疫苗问题无关政治。“他们不会从本质上与意识形态相连，”Nyhan说。“这太棒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达成一致。”毕竟，忽视疫苗注射可能让任何政党、任何宗教的人遭受疾病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