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是一种痛

数十年来，神经系统科学家一直都非常清楚，大脑中有一个特殊的脑回路参与了记录生理疼痛的过程。无论你是被针扎、灼伤手，或是扭伤脚踝，很多相同的神经回路都会被激活并参与处理疼痛。这个“疼痛矩阵”包含了脑岛、扣带回以及躯体感觉皮质这样的脑区，而这些区域记录了从感官获得的信息。

科学家已经发现，就像寒冷感和孤独之间的联系一样，识别生理疼痛的神经组织以及处理感觉和情绪痛苦的神经组织也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我们理解心理上的不利环境（无论是“伤感情”还是“伤心”）的方式和理解生理上的是类似的。

用相同的脑系统来记录社交痛苦和生理疼痛，在进化和效率层面都是很有道理的。与其发展出一个用来记录社交痛苦的全新脑区，还不如通过进化我们古老的疼痛系统来实现这个功能。也许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罗伯特·撒波尔斯基（RobertSapolsky）的形容最为贴切：“进化是一个修补匠而不是个发明家。”我们最擅长的处理社交痛苦的方法就是在生理上感受疼痛。

不难发现，我们的生理疼痛系统是如何进化成能够记录社交痛苦的系统的。很多灵长类动物，特别是人类，有一个很长的婴儿期，这就意味着在幼儿时期维持社会联系（对于食物、住所和保护的需求）对于生存来说至关重要。和看护者分开对于生存来说是一种威胁。也许在远离自己的看护者时，那些能够更好地利用疼痛系统作为社交警报的婴儿才能存活下来，如此就进化出了这个能完成两个功能的系统。

两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Eisenberger）和马特·利伯曼（MattLieberman）认为我们的生理疼痛系统和社交疼痛系统是同一个。

他们的实验要求志愿者参加一个名为《橄榄球》的电脑游戏。

《橄榄球》看起来只是一个关于传接球的虚拟游戏，同时志愿者的电脑和另外两位玩家的电脑相连。志愿者看不见其他玩游戏的人；研究人员把其他玩家的一些信息告诉了志愿者，比如名字、年龄，以及一点关于兴趣和背景的信息。

一开始，三个玩家一起玩球，但是到了一个时间点后，另两个玩家就不再带志愿者玩了，他们只在彼此之间来回传球。志愿者只能坐在那里看着自己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实际上并没有其他玩家，游戏是由计算机控制的。但是志愿者并不知道这些。当志愿者参与游戏然后被排除出游戏时，科学家窥视了志愿者的大脑内部，发现神经疼痛矩阵——特别是脑岛和前扣带回皮质（ACC）部分——被激活了。

除了处理负面情绪，ACC还是一个神经警报系统，检测是否有与重要目标相抵触的行为、反应或事件出现。

比如，当妻子问丈夫她穿的衣服是否让她显得臃肿而丈夫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时，丈夫的ACC可能就会被激活。当我们犯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社交错误时，ACC就会产生独特的电信号，该信号会让大脑的其余部分知晓：出现了状况。

正因为如此，ACC经常被当作我们的“天哪，糟了”传感器，让我们意识到出了问题。所以你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ACC会在我们被拒绝或处于不利社交处境时被激活了。在生理疼痛方面，那些用于警告问题出现的最基本的信号同样也会激活这部分脑区。

因为大脑并不总能分得清生理疼痛和社交痛苦，所以某些减轻生理疼痛的方法在缓解社交痛苦上也同样适用。当人们在服用扑热息痛（泰勒诺）几周后，他们表示，每天的社交痛苦减少了，而且他们大脑的疼痛矩阵对于社交拒绝也更加不敏感了。每日服用泰勒诺会减少和社交拒绝相伴随的受伤感，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泰勒诺降低了负责疼痛的神经回路的灵敏度。

社会排斥是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曾几何时，我们都经历过对工作的厌恶、被同伴拒绝，或者被朋友冷落。虽然这些情况都会让我们感觉不快，尽管社交拒绝看起来和人身伤害很不同。但是，这些体验在大脑中都有一个相同的生物基质。我们需要被照顾，进化似乎潜移默化地提供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让我们感受到对于社会联系的需求，以及在这些联系被切断时的悲痛感。失去我们所爱的人确实会让人感到痛苦。

理解心理和生理之间的关联同样也会让我们掌握与他人互动的方法——特别是当我们需要他人做出优异表现时。

在工作中，如果某位员工因项目失败或因缺少联合领导能力而被教训的话，他的疼痛矩阵就会产生巨大的神经反应，这些反应会造成工作效率下降以及未来更糟的工作表现。一旦我们的社交警报系统被激活，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脑力来有效地思考眼下的工作。与之相反的是，培养团队关系，则会让队员们感觉彼此连接更紧密，从而激发更好的工作表现。

当我们和他人感觉更亲近时，我们就会工作得更好。团队建设练习会鼓励在一起工作的人在生理上更依靠彼此，也许这么做才能让人们在精神上互通。在经典的信任练习中，你背向一群人站好，然后向后倒下，你期待迎接你的应该是保护和支撑你的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