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在经历创伤后，如何复原

陷于受虐环境中的儿童面临适应上难以克服的困境，她必须寻找一些适应之道，对一些不值得信赖的人维持些许信任感，在不安全的情势中求平安，掌控极端不可测的状况，和在无能为力的环境中保有能力。

由于无力照顾或保护自己，她必须运用唯一可自行支配的方法——她那未成熟的心理防御系统，以补偿没有大人照顾和保护的困境。

受虐环境

创伤患者描述童年受虐的典型模式是极权控制，执行的手段则是利用暴力和死亡威胁，充满着琐碎规矩的无常环境，以及间歇性地通过隔离、保密和背叛的伎俩破坏其他的亲密关系。

除对暴力的恐惧之外，创伤患者一致地报告他们有极大的无助感。在受虐的环境里，施虐者往往可以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和毫不受限地滥用权力。规定不但古怪异常、前后矛盾，而且明显不合理。创伤患者频频忆及，他们最恐惧的是那种变化莫测的暴行。由于根本找不到任何避免受虐的方法，他们只好选择无条件投降。

规则的执行常是杂乱无章和变化莫测，但也有些创伤患者描述他们遭受的惩罚和高压统治，却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模式可寻。许多创伤患者报告，他们所受的处罚与政治监狱里的刑罚非常相似。许多人描述，施虐者会利用对他们身体的侵犯控制他们，比如强行灌食、断食、灌肠、剥夺睡眠等。

要适应这种持续性的危险状态，就必须无时无刻地保持警戒。生活在受虐环境的孩子通常会发展出异常的能力，用来仔细观察身边是否有攻击的警报。他们精确地使自己适应施虐者的内在状态，他们学会察觉微妙的变化，包括面部表情、声音和肢体语言上的改变，并学会将之解析为愤怒、性冲动、酒醉或解离的信号。这种非语言的沟通已经变得高度自动化，多数是不经思索、产生在意识之外的。受虐儿童已学会在还未确认或辨别危险信号时，即做出反应。

如果逃避无法解决问题，儿童会尝试运用自动自发的顺服去讨好施虐者。专横地强制执行规则，加上不断对死亡或伤害的恐惧，导致的结果则是充满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它令孩子相信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助，而且抵抗是无效的。许多孩子开始坚信施虐者有绝对的能力，甚至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进而彻底操纵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鼓励儿童证明他们对施虐者的忠诚和顺服。这些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加倍努力地做到“尽量乖乖地”，似乎这是自己能掌控状况的唯一可行方法。

暴力、威胁和反复无常的执行规则，将恐怖慢慢灌输到儿童的脑海里，并形成自发的顺从习性；同时，隔离、保密和背叛，将任何可能提供孩子保护的关系破坏殆尽。

双重思想

在这种人际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氛围下，儿童面对的成长是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她必须寻找方法与照料者形成基本的依恋关系；但是从她的观点看，照料者要不是令人感到危险，就是漠视疏忽她。

受虐儿童面对的生存课题同样严峻。虽然她知道自己被抛给一个毫无慈爱之心的权力者，她仍须找到一个保持希望和意义的方法。若非如此，他们只会感到彻底地绝望，而这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可以忍受的事。她将竭尽所能地制造一个可以解释自己命运的理由。

为达此目的，孩子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心理防御。在这些防御的美化下，虐行不是排除在有意识的感知和记忆外，好似它从未发生过，就是经过淡化、合理化和原谅，仿佛发生的事并非虐行。无法逃脱或改变不堪忍受的现实，儿童只好在她的脑袋里改造它。

受虐儿童宁可相信虐行从未发生过。为了符合这个期望，她得不让自己面对虐行的事实，甚至须设法欺骗自己，方式包括直接的否认、自发的思想压抑和大量的解离反应。自我引发出神或解离状态的能力，通常在学龄阶段的儿童较强，而在严重受罚和受虐的儿童中，这项能力尤其惊人。科学研究已证实童年时期受虐严重程度和解离状态精通程度的关联性。多数的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已发展出某种让自己出神的能力，有些创伤患者甚至发展出一种可令自己解离的卓越技巧。他们学会忽略极度的痛苦，将记忆掩藏在复杂的失忆背后，改变自己对时间、地点或人的感觉，以及引发幻觉或着魔的状态。有时这些意识状态的改变是蓄意的，但通常它们已变成自发性的，且感觉像是外来的、陌生的和不由自主的。

在早年经历严厉和长期虐待的最极端情况下，有些儿童（或许是那些拥有超强能力可令自己进入出神状态的人）开始形成分裂的人格碎片，每一个碎片皆有自己的名字、不同的心理功能和个别的记忆。因此，解离不仅成为适应性的防御反应，更成为人格组构的基本法则。大量的研究报告证实，人格破碎或转变，会在严重的童年创伤后出现。转变的人格使受虐儿童善于应变，得以妥善地应付虐行，同时亦将虐行本身和她对付虐行的方法排除在意识外面。

双重自我

不是所有的受虐儿童都能掌握利用解离改变现实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孩子也无法时时刻刻依赖它。当她无法逃避被虐的现实时，就必须建立某种系统以诠释虐行的意义。孩子很自然地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坏所引起的。孩子很早就会抓住这个解释，并且执着地牢抓不放，因为这让她能保有一种意义、希望和力量的感觉。

自我责备与早年儿童期正常的思考模式是一致的，在此模式内自我是所有事件的基准点。它与所有年龄层的受创者之思考程序是一致的，他们都会在自己的行为中挑错误，以求能合理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然而，在长期受虐的环境里，时间或经验并未能导正这种自我责备的倾向；恰恰相反，它持续地增强。

愤怒的感觉和残忍的复仇幻想，是对虐行所产生的正常反应。如同受虐的成人，受虐儿童通常满怀愤怒，有时甚至是有攻击性的。他们大多缺乏解决冲突的言语和社会性技巧；而且面临问题时，他们预期自己会遭到恶意的攻击。

受虐儿童对所受污染和诬蔑产生认同时，会将施虐者的罪恶内化。即使在虐行停止以后，这种感觉也不会消散，反而成为儿童性格结构中很稳固的一部分。

如果受虐儿童能够勉强形成一个较正面的自我认同，则通常会连带有极端的自我牺牲。受虐儿童有时会从宗教层面的神圣旨意中寻求自己受害的诠释，赋予自己是上帝所选殉难圣徒的身份认同，以保持自己的价值感。

贬损的自我和高尚的自我，是两个互相矛盾、无法整合的自我认同。受虐儿童无法建立一个统合的、拥有适度优点和可容忍的缺点之自我观感。在受虐的环境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适度和可容忍的。相反地，受虐者表现的自我形象依然是僵硬、夸大和分裂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不同的自我形象会导致解离转变的人格。

因而，在童年长期受虐的情况下，分裂成为人格构成的主要原则。意识的分裂，阻碍了正常的知识、记忆、感情状态与生理经验的统合；自我观感的分裂，阻碍了自我认同的统合；对他人内在形象的分裂，则阻碍了在人际关系中发展可靠的独立感。

从弗洛伊德和让内的时代开始，这类复杂的精神病理学即不断地引起注意。1933年桑多尔·费伦齐（SandorFerenczi）记述了受虐儿童所展现的“雾化”（atomization）人格，并认为是保存希望和人际关系的适应性机制：“受创时进入出神状态，可使孩子成功地保存受创前所感受的温柔。”半个世纪以后，社会学家帕特里夏·瑞克尔（PatriciaRieker）和精神科医生伊莱恩·卡门（ElaineCarmen）记述了受虐儿童的主要病理学特征在于“顺应他人的评断而导致自我认同的混乱和分裂。”

对身体的攻击

这些发生在意识上、独立性上和自我认同上的扭曲变形，虽可用以保存希望和维系关系，但仍无法解决许多重要的适应问题，甚至会恶化这些问题。虽然孩子将虐行合理化或将之排除于意识外，但这些后果会不断地反应在她的生理机能上。

正常生理状态的调节机制被长期过度警觉的症状搅乱了。由于儿童的身体由施虐者全权操控，其身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受虐环境里变得更为复杂。

同样地，正常情感状态的调节机制也被创伤经历一再引起的恐怖、愤怒和悲伤情绪扰乱。这些情绪最终会交错在一起而形成一种令人惧怕的感觉：精神科医生所谓的恶劣心境（dysphoria），患者几乎无法描述其感觉，这是一种混乱、骚动、空虚和全然孤独的状态。一位创伤患者说：“有时我感觉像是黑暗中的一团混乱，但这算不错了，有时我根本理不出头绪。”

长期受虐儿童精神状态的层面，从些许的心神不宁，到中度的焦虑和恶劣心境，到极度的恐慌、愤怒和绝望。毫不奇怪地，大多数创伤患者会出现慢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且一直持续至成年。过于依赖解离的防御机制，最终会使受虐儿童焦躁的精神状态恶化，因为解离有时会失控，它原应产生一种超然物外的安全感，可是也许会导致一种完全与他人脱节和自我解体的感觉。

心理分析家阿德勒（GeraldAdler）称这种不堪忍受的感觉为“毁灭性恐慌”（annihilationpanic）。希尔如此描述这种状态：“我内在是冰冷的，外面没有任何表皮，就好像我在流动、在溢出、在瓦解。恐惧牢牢地抓住我不放，我感觉自己已不存在，消失无踪了。”

受虐儿童慢慢会发现，消除这个感觉最有效的方法，是猛烈地刺激自己的身体；而达成这个目标最猛烈的方法，则是通过蓄意自残。迄今已有无数的文献详细记载儿童期受虐和自残的关联。反复地自我伤害，以及其他对身体突发式攻击的倾向，似乎最容易出现在童年初期即遭虐待的受害者身上。

所有自残的创伤患者都提及，在行动之前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解离状态。随着不堪忍受的焦躁不安和难以压抑想攻击身体的欲望而来的，是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和感觉麻木。通常一开始的伤害不会导致任何痛苦，自残的行为会持续到有种高度安宁和解脱的感觉产生为止；创伤患者宁可用肉体的苦痛取代精神的折磨。一位创伤患者解释这种倾向：“我做这事是为了证明我的存在。”

与一般人的观念相反的是：童年受虐者其实很少用自我伤害的行为“操弄”他人，甚至不会用它传达悲苦。许多创伤患者记述，这种难以压抑的自残欲望在受虐早期即产生，通常是出现在青春期之前，而且已秘密地进行多年。他们一般对这种行为感到羞愧和憎恶，所以会尽力掩饰。

长大的孩子

许多受虐儿童牢牢抓住一个希望，就是长大后可以逃走和获得自由。然而，在强权控制的环境里形成的性格，使她无法适应成人的生活。创伤患者在基本信任感、自由意志和主动性等方面的能力，都存在根本的问题。要发展成人期早期须培养的独立性和亲密感时，受损的自我保护机制、知识和记忆、自我认同及建立稳定情感关系的能力，都会成为她的困扰。她仍旧是自己童年的囚犯，试图创造新生活时，她再度与精神创伤正面交锋。

创伤患者建立亲密关系的动机，是渴望能得到保护和照顾，但害怕被伤害的恐惧，却始终如幽灵般挥之不去。在寻求拯救时，她可能会找那种似乎可以提供特别照顾关系的权势人物。她试图经由理想化所依恋的人，以阻绝被操控或被背叛的恒久恐惧。

然而任何一个通过这样选择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无法达到她不切实际的期望。当失望产生时，她可能会愤怒地鄙视原先所崇拜景仰的人。一般的人际冲突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忧郁或愤怒的情绪。在创伤患者心中，即使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唤起过去受到无情漠视的往事，甚至微乎其微的伤害，亦可勾起过去被蓄意虐待的回忆。这些扭曲很难经由成长的经历修正，因为创伤患者通常缺乏能够解决冲突的语言与社交技巧。因而创伤患者发展的情感关系，有着剧烈、不稳定的特性，反复地重演着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戏码。

由于上述的所有原因，创伤患者在成年生活中极可能面临再度受害的危险。现有的资料完全支持这一论点。

更常见的情况是，重复的虐待并非是创伤患者积极追求得来的，而是消极地被视为一种可怕却是命定的后果，且被接受是情感关系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许多创伤患者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如此乏善可陈，他们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处于一个有力量或有选择余地的位置。对他们而言，拒绝父母、配偶、恋人或权威人物的情感要求，根本就是匪夷所思。

当创伤患者尝试建立成人间的关系时，童年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会使他们愈来愈适应不良社会。双重思想和双重自我是儿童在高压操控的氛围下所发展的巧妙适应机制，但在自由、有成人责任的环境中不但无益，反而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