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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病人,精神病人-

2018-01-07 来源:石家庄心理医院  标签: 掌上医生 喝茶减肥 一天瘦一斤 安全减肥 cps联盟 美容护肤
摘要:我曾不止一次亲眼目睹医生当着整个病房工作人员的面,问一位明显没有智利障碍的大学生病人100连续减7的问题。这里面包含的轻视是不言而喻的。

  我曾不止一次亲眼目睹医生当着整个病房工作人员的面,问一位明显没有智利障碍的大学生病人100连续减7的问题。这里面包含的轻视是不言而喻的。但还不算太可悲,因为智力检查是例行的;更可悲的是,那些大学生还一本正经地回答,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这是一种被暗示出来的可怕“自知力”:我是不行,我需要智力测验,我只配被轻视、被侮辱。想想看,这样的感觉痕迹留下来,即使是症状消失了,对疾病的自知力恢复了,他们又有什么信心恢复自信和社会功能?精神科医生如果只致力于病人症状的改善和对疾病的自知力的恢复,而不管病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那算不得善始善终。为数众多的在药物的作用下没有了症状和“知道自己有病”的重症精神病人还待在家里,在较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工作没有做好的证据(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一个懂得心理治疗的医生,即使在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尊重病人的人格,保护他的自尊和自信,为他最后恢复社会功能做准备。

  精神病院封闭病房的铁门铁窗,与其说是在保护病人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倒不如说是在展示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虚弱、胆怯和无知。我们把病人关在屋里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失去了医者的勇气和荣耀。一些国家的精神病人可以在许多地方,如封闭式病房、开放式病房、白天医院、中途宿舍、工疗站等等;我们的病人则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封闭式病房,只有很少的时间去门诊拿一点药。拿药时的情景可以归纳三句话:围一大群人——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围在医生旁边,病人完全无隐私可言;说上三句话——医生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听病人说得太多;拿一大堆药——这是医生唯一能给的,也是病人唯一能得到的。

  不愿意跟精神病人建立平等的、有双向情感交流的关系,原因可能来自医生自己内在的恐惧,他们不面对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的、负性的情感等;实际上是害怕自己内心的非理性和负性情感被激活。

  从大的背景上看,医患关系是针对总体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在中国,亲友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温情脉脉的,这样的人际关系的距离,比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的距离要近得多。但是,非亲友关系(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却又过远,在陌生人之间,甚至明显地有一些敌意。按照赵教授的说法,就是中国人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分得很清楚。这样的人际关系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医患关系。正常人算一个圈子,精神病算一个圈子,精神科医生属于正常人圈子,似乎对少数派的精神病人圈子有几乎天然的“排斥”。排斥的工具,以前是铁门铁窗,而现在则更多地是药物,名目繁多的诊断则一直都是帮凶。精神科医生经常用药物从情感上将病人拒于千里之外,而要找一个理由跟一个人保持距离,再没有比说他是疯子更好的理由了。

  症状学的分类当然是必须的,加深了我们对疾病的了解,是许多杰出的精神病学家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作为屏障,隔离我们和我们的病人,使病人成为我们的异类,使我们不面对病人的正常思维、情感和行为,不能面对人类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命运。所以,一些现代心理治疗学派有“去诊断”的做法,即不对病人下诊断,这种做法至少可以不让病人背一生的思想包袱。

  有一段时间,一些医生在争论精神分裂症改名的问题。提议改名的一方说,“精神分裂症”这一名称里已经包含许多的贬低、歧视、恐慌等负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会最终导致病人回归社会的困难。动此念者不仅有丰富的心理治疗知识和卓越的对世情的洞察力,还有着仁者的慈悲心肠。比较起来,那些以各种理由反对改名的人,他们的知识和用心就叫人怀疑了。

  从国家的策略上来看,如果在精神病学领域一味地只重视精神科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而忽略了在心理治疗方面的投入,那就像是父母只重视孩子的冷暖,而忽略孩子的精神方面一样。

  心理治疗在治疗神经症等其他非重症精神病上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遗憾的是,以诊断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神经症的治疗领域里也流毒甚深。各个精神病院和门诊就不用说了,在互联网上和心理学相关网站上,随时可见“帽子满天飞,标签处处贴”的惨境。那些“帽子”有些是所谓“专家”给的,有些是自己给自己“买”的,还有一些事相互赠送的。我见到的最荒唐的一次,是一个人照着诊断标准,给自己一口气下了7个诊断,可笑的是,仅仅只看症状,你还不能说他是错的。

  ……

  人类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是全人类命运的缩影。一个没有善待精神病人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宽容的、先进的社会。精神病人作为个体和群体,如果他(她、他们)的命运得不到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的。从狭义上来说,精神病人的命运,是跟精神科医生的地位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绝不可能出现精神病人地位低下而精神科医生被社会重视的情况。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医生,在做着既打击病人同时又打击自己的事。

  参加该会的有数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精神病人,在年会的开幕式上,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康复了的精神病人,然后是德国精神病学泰斗,我的老师KlausDoener先生。对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说,最大的荣誉可能莫过于你的病人可以在数千人的会议上发言,可以对医患的合作发表自己的看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精神病学年会如果没有我们治好了的病人参加,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是一个很大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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