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的今天,愚人节,张国荣从文华酒店24楼纵身一跃,自杀身亡。在一年一度怀念张国荣的热潮中,今年的网络上则流传着另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自杀照片,那是无锡市一名官员从家乡108米高的文峰塔上坠地后的照片。
每一个生命走向自杀,都值得人们惋惜。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自杀都不仅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它还指向复杂的社会和生活现状。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自杀常常是疾病的终点
数据显示,早在2009年,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就已经达到9000万。
在中国,近几年来抑郁症越发普遍地和自杀联系在一起。国际自杀预防协会中国代表费立鹏博士在他的“中国的自杀研究”调查中指出:“63%的自杀死亡者有精神疾病,其中40%为抑郁症,7%为精神分裂症,7%为酒精依赖。”
但在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超过90%的自杀者都被诊断出患有抑郁或酒精、药物滥用等精神疾病。中国的比例相对来说显得低,并不符合西方对自杀与抑郁症等紧密关联的设定。
抑郁症成因相当复杂,家族遗传性、生物化学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及躯体疾病因素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而由抑郁症引发的自杀行为也是多种力量综合而成。
中国公众对抑郁症的印象,首先来自名人、影星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群。比如崔永元、张朝阳等。所以抑郁症在中国常常被称为“富贵病”。这样的称谓显示中国人对抑郁症还缺乏了解,很多人认为普通人不会得抑郁症,也分不清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
漫画家AllieBrosh是一名抑郁症患者,他在博客中描述了自己的无助:“我并不是感到消极或者难过,只是觉得麻木和没有意义,对于任何事情都完全不再有什么感觉了,哪怕是你曾经热爱过的、开心的事情也是一样”,“抑郁症最让人挫败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总是可以用‘希望’去战胜的,它甚至不是什么东西,而是‘无’。你无法和‘无’作战,你无法把它遮盖,它就是这样存在,把一切事物的意义全部剥离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充满希望的、积极的建议和解决方法听上去就是完全和问题相反的胡言乱语。”
知乎上一位中度抑郁症患者描述了这种心态:“死亡不是达成诉求的手段,不是要挟,不是为了让谁付出代价。是目的,是终点。”
在中国,普遍现实是,自杀往往被视作某种意外,而自杀者也常被看做“软弱”甚至“精神病”,后者在中国语境里通常是贬义词。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这类误解也常常是致命的。
●官员自杀,已经不是个体生死事件
在人们的印象中,官员也是自杀高危人群。虽然还无法比较官员自杀的比例是否高于当下的社会总体自杀率。但自杀官员因其身份特殊,所以往往社会关注度高。
自2000年至2012年,有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其中大部分为自杀。2013年,选择自杀的官员骤然增多,频率升高。有人认为这与目前的反腐大潮有关。2014年1月至9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至少有32名官员自杀或排除他杀可能的事件被媒体公开报道。2014年全年,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件达到72起,平均每个月发生六起,数量惊人。在这些自杀事件中,患精神抑郁、死因不详或在调查中、涉案嫌疑或严重,成为死亡原因的前三甲。
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压力大,撇开官员的特殊身份,这些特征刚好符合西方发达国家自杀者中占比最大的群体。但在中国,官员自杀,不仅仅是个体的生死事件。
自杀的官员,多少都有精神或身体上的问题。据专家分析,官员精神压力主要有四类:高压反腐;官场激烈的职业竞争;对时代转型带来的问责制度、网络监督等监督方式的不适应;官员个人情感与家庭问题处理不善等。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王晓玲通过分析2009年到2011年在该院体检的3267名官员体检结果,发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冠心病、眼底动脉硬化等已成官员的主要病种。
某些涉及贪腐的官员,可能会选择自杀来保护利益链和家人,甚至将自杀作为对抗组织的工具。据廉政瞭望报道,2014年年初,某市市长在被“两规”落马时,就公开叫嚣说,反正我已经得了癌症,命不长了,如果要双规他,他就自杀。
而更加悲催的是,官员的自杀,通常难以获得舆论的同情和宽容。
●对于农村女性来说,自杀曾是她们追求“正义”的工具
2002年,费立鹏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自杀率:1995-1999》。此前,根据中国卫生部1999年的数据,中国人因自杀而死亡的比率为13.9,其中女性为14.8,男性为13.0——这个数字代表每10万人中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而费立鹏在文章中提出的数据则要远超13.9,他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在当时的自杀率达到23。
23是一个很高的数值,它相当于当时美国自杀率的两倍。但在这个耸人听闻的数据之外,费立鹏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年龄在35岁以下的中国农村妇女居然是中国自杀者中的主要群体,每10万人中有37.8人自杀。这与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的自杀率要比农村人口更高、男性自杀人数通常高于女性的普遍结论有所不同。
学者吴飞在著作《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解析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原因——家暴、丈夫外遇、亲人离世……在许多个案里,自杀的原因根本鸡毛蒜皮得说不出口,比如婆媳矛盾、夫妻口角,甚至小孩不听话。琐碎的矛盾下,女人想不开,一气之下就喝药了。
喝药是农村妇女自杀的主要手段,费立鹏的一项研究表明有六成自杀者使用农药来完成自杀——在乡村,农药往往是不上锁的,而且药性强烈,致死率高。费立鹏的另一个调查结果是:在服用农药自杀的未遂者中,30%的人从冒出自杀的念头到实施自杀行为,时间不超过5分钟;而60%的未遂者也都是在2小时内,就完成了从“想”到“做”的过程。
她们为何能如此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吴飞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为这种“中国式”的自杀心理找到了解释:与西方人往往在绝望中一心求死不同,中国人将自杀视为一种工具——追求“正义”的工具。“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他将家庭生活比作一场“权力的游戏”,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争取其他人的尊重和珍视,一旦受到“委屈”,女性没有抗争的手段,自杀便成了扳回局面的最后一招,“不过是过于当真的‘撒娇’而已”,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我要是死了,看你后不后悔。吴飞说:“这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社会问题,它包括家庭内部冲突、夫妻口角及父母殴打子女。这些现象从未引起关注,但它们其实是根本性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农村妇女自杀率连3都不到,跌幅超过90%。
这一现象扭转的背后有许多原因:不少精神卫生学者呼吁对农药进行稀释,使得农药毒性下降;“进城务工潮”让很多年轻农村女性从家长的压力、糟糕的婚姻、爱管事的婆婆、穷困的农村生活中解脱出来,也帮助她们远离了农村最简单的自杀方式——喝农药;传统的三代同堂大结构随着年轻人的离开变得摇摇欲坠,大大减少了可能导致自杀惨剧的家庭冲突。
●农村老人自杀反映老龄化社会之痛
在近十年中国自杀率总体下降的背景下,不论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自杀率却居高不下,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眼下,中国老年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经过6年的调查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通常被视为老人自杀的最大诱因。但除此之外,“代际剥削”也成为老人自杀的原因之一。研究者杨华说: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他们不想成为子女的累赘。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了一位69岁的农村老人林木文的死。他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村子里掀起波澜,因为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许多老人为了不拖累家庭都会如此。一个柴姓老人说:“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农村老人自杀的故事里,还有他杀的影子。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
●富士康员工自杀,新生代打工者之殤
2010年,富士康发生十连跳。尽管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因为他们标志性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生活方式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这些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80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2010年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但80、90后的打工者需求更多。这些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用于社交的私人时空。广东观察人士萧南周认为,“工业化的冷漠让他们感觉不到成就、尊重,只有挫折与疲惫,他们不愿意关心他人。”
一名富士康员工说:这里没有人关心你想什么,你高兴还是郁闷,因为人太多了。42万人拥挤在厂区,人就像沙滩上的沙粒。
适用于颈椎病所致的颈 、肩、背疼痛,上肢麻木、恶心、呕吐、失眠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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