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在美国的衰落之势

　　每个人的人性中都有阴暗的一面

　　精神分析曾在美国盛行一时。二战爆发后，一群弗洛伊德的学术后裔（他们大多是犹太人）逃亡到美国，成功开创了精神分析的黄金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逾三成的精神病医生接受过精神分析培训，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疗法占研究生课程的五成以上，而在大众心目中，精神病学就等同于精神分析。

　　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盈，巅峰过后，精神分析在美国慢慢走向衰落，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纯粹的精神分析学家几乎不可能被选拔为教授；而到1990年，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疗法已无法在研究生课程中容身；精神分析的疗效受到广泛质疑，甚至有患者对此提起诉讼。

　　精神分析为什么会在美国衰落？且让我们翻开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精神病学史研究权威爱德华·肖特(ShorterEdward)的《精神病学史——从收容院到百忧解》，一探究竟。

　　群体挣扎：精神分析师害怕疗效核查

　　肖特把精神分析衰落的内因归于它拒绝吸收神经科学的新发现，而这种不情愿直接来源于精神分析师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其疗法并证明是错误的。

　　肖特用美国精神分析师对疗效调查的强烈抵制来说明这种恐惧。1948年，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准备收集资料，评估精神分析的疗效，但收集来的资料为数甚少，惹来的抱怨沸反盈天，可以说是一事无成。1957年，该委员会被解散，大量数据被遗失。1967年，协会彻底放弃了评估精神分析疗效的努力。

　　精神分析师们为什么这么害怕疗效核查呢？或许是外面的声音对他们太不利了。有第三方调查发现，精神分析的疗效并不比其他心理疗法更好，有时甚至更糟糕；也有心理学家声称，弗洛伊德的理论只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却根本无法验证——既无法证明它正确，也无法证明它错误；有学者指责精神分析师用随笔和轶事来代替临床数据。长期以来，精神分析师们都没得出客观的疗效数据，不敢直面质疑，反而做起了鸵鸟，将脑袋埋进沙堆。

　　两项统计：精神分析疗效逊于不治疗

　　即使在精神分析的鼎盛时期，人们也不断对其提出质疑。64%的神经症患者在接受其他心理疗法后有所改善，而只有44%的神经症患者在其分析治疗结束后有所好转，更让人没面子的是，就算不经过治疗，三分之二的神经症患者也能在两年内自然康复。肖特不客气地说，这样看来，如果说其他心理疗法只是疗效平平的话，那精神分析简直是在阻碍患者的康复了。

　　治疗精神分裂，精神分析疗法也惹来非议。肖特举例说，加利福尼亚卡玛里罗州立医院的两位研究者曾把精神分裂症首次发作患者分成不同小组，一组主要使用精神分析疗法，一组使用药物，一组使用各种混合疗法，还有一组什么都不用。结果，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患者住院时间最长，起色最少，他们甚至比不接受任何治疗的对照组更差。

　　外界公布的数据不利于精神分析疗法，精神分析师自己又保持沉默，随着神经科学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的药物起效更快，精神分析走向衰落，就在意料之中。

　　一场诉讼：精神分析败给药物治疗

　　肖特还讲了一个跟诉讼有关的故事，在这场诉讼中，精神分析也落了下风。

　　1979年，42岁的内科医师奥谢罗夫因为出现抑郁症状，被送进一家私人医院。他要求药物治疗，但遭到拒绝。医生对他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精神治疗，希望他能退回到童年时最初创伤发生的那一刻。

　　奥谢罗夫等不及了，他转诊到另一家医院，接受了药物治疗，3个月内，他好转出院，但妻子已离他而去，合伙人也将他逐出诊所。

　　婚姻事业双双失败的奥谢罗夫将第一家私人医院告上法庭，理由是对方拒绝使用已被证明为有效的药物，耽误了他的治疗。仲裁委员会判决被告赔偿25万美元。双方都提起了上诉，但在最终判决下达前，案件以一个保密的赔偿金额庭外和解。

　　奥谢罗夫为什么能获得赔偿？出庭作证的一位哈佛精神病学家的证词或许能说明缘由。他说，被告所使用的心理疗法的效果从未经过对照试验验证，药物的疗效则已通过对照试验确定，而对照试验是科学的最终标准。

　　肖特将这场诉讼称为“对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医学疗法的最后一次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