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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影像学特征是否可以预测抗抑郁剂早期疗效?

2017-07-07 来源:中大心理  标签: 掌上医生 喝茶减肥 一天瘦一斤 安全减肥 cps联盟 美容护肤
摘要:起效慢,多数药物需要等待4-8周才能判断是否显著起效。在此过程中,易出现过早终止治疗、频繁换药及过度联合用药等现象,进一步增加了治疗复杂性,并显著增加治疗期间的自杀风险。

  说起抑郁,很多人会想到自杀,其实不光是人,动物界也存在自杀行为。据说在南沙群岛的守疆军犬会寂寞到蹈海自尽;连续捕猎失败的非洲豹也会对人生产生怀疑最后拒食饿死,所以不光是具有高级情感的人类才会抑郁。且不说它们的自杀是否是抑郁所致,但至少可以认为动物们体内也有那么一股“洪荒之力”来驱使其去追求“生命的真谛”。

  中医抑郁症为郁症,古代有个词叫郁郁寡欢,出自屈原《九章·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素问?本病论》云:“人忧愁思虑即伤心。”而《灵枢?口问》则有“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之说。如此看来,古人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早已初探了“心灵”与抑郁的关系。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抑郁情绪主要是由大脑活动异常所导致的,这也符合当前唯物主义的主流观点,即“物质决定意识”,所以无论抑郁症患者病情轻重、疗效优劣,其脑部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变化。在此,我们姑且不考虑当代的量子物理学对唯物主义理论的冲击(弦理论认为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是宇宙弦的各种可能的振动态,而不是宇宙弦自身,就像组成交响乐的基本单元是乐器上发出的每一个音符,而不是乐器自身一样,如著名的GodParticle-Higgsboson。过去认为是组成客观世界的砖块的基本粒子,现在都是宇宙弦上的各种“音符”。多种多样的物质世界,真的成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在繁杂的大脑结构中,Raichle认为其中存在一个默认网络(defaultmodenetwork,DMN),这个网络与我们静息状态下的“白日梦”有关,无论凡夫俗子或超尘拔俗者、身处伟大朝鲜抑或遥远美国、身处墙内或海外,某种程度上,都如朱自清所说“他们没有多少自由,却有做白日梦的自由”。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牛那样的反刍食物的功能,但是我们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断修正自己的处世之道,这种“日省吾身”的过程与我们行为的修正及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新密切相关。但是,万物且有度,有部分人总喜欢反复思虑白天工作生活中的不愉快事件。这种DMN的过度激活还与抑郁症发病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关,即maladaptiverumination(笔者喜欢理解为非适应性思维“反刍”,这种过程类似于牛在安静的时候进行食物反刍)。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外在不良环境而影响自己的内心感受,试想一下我等芸芸众生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个个尘埃,我们何必因为另一颗尘埃的行为或态度而影响自己的心情,如此想来便会释然。但很多人却喜欢纠缠于此,抑郁情绪便会如影随形。

  众所周知,抑郁症(majordepressivedisorder,MDD)因其病情的严重性、复杂性和难治性,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2015年Lancet杂志刊发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组的结果显示,MDD是引起伤残损失健康生命年(yearslivedwithdisability,YLD)增加的十大疾病之一。当前临床实践中MDD的治疗主要以抗抑郁药物为主,这种疗法面临两大主要难题:1)总体有效率不高,大约20%的患者即使进行足量足疗程的全病程药物治疗也毫无起色,更有高达60%的MDD患者治疗后仍残留各种症状;2)起效慢,多数药物需要等待4-8周才能判断是否显著起效。在此过程中,易出现过早终止治疗、频繁换药及过度联合用药等现象,进一步增加了治疗复杂性,并显著增加治疗期间的自杀风险。因此,寻找早期治疗反应的预测指征来将有助于优化临床治疗决策。目前国际上已开始尝试采用早期(1-2周)症状改善程度来预测最终疗效,有益于节省医疗资源,减轻患者痛苦,但尚缺乏有效生物学指标用于预测抗抑郁剂早期治疗反应。如果在患者用药前或用药初期即可对抗抑郁剂疗效进行预判,将有助于早期选药或调整用药策略,提高临床治疗满意度。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的袁勇贵教授团队一直致力于抑郁症诊治相关生物标记物的研究,作为其中的一名研究“僧”,笔者的兴趣主要在于抑郁症的脑影像学研究。近期我们入组82例MDD患者和50例健康对照组,依据2周抗抑郁剂治疗后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减分率,分为缓解(responsivedepression,RD)组(42例)和未缓解(non-responsivedepression,NRD)组(40例),通过研究MDD患者大脑静息状态下脑镜像同伦区功能连接(voxel-mirroredhomotopicconnectivity,VMHC)强度的指标发现,与NRD组相比,RD组在双侧楔前叶及颞下回VMHC值下降,但在双侧额中回VMHC值增高(P<0.005,AlphaSim校正);与健康对照组相比,NRD组在双侧小脑前叶、中央后回和丘脑VMHC值显著性降低,而RD组在双侧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和额中回VMHC值存在显著性下降(P<0.01,AlphaSim校正)。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NRD组双侧楔前叶VMHC值与治疗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分呈显著性负相关(r=-0.325,P=0.04)。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提示以下脑区VMHC下降有助于区分NRD与RD:颞下回【曲线下面积(areaundercurve,AUC)=0.699,P=0.002,】,额中回(AUC=0.692,P=0.003),楔前叶(AUC=0.714,P=0.001)。考虑到在实际情况下,抗抑郁剂疗效会受到多个功能脑区的cross-talk和协同作用,我们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式联合上述三个指标进行疗效判别,结果发现联合指标后的AUC为0.852,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5和0.74。该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存在半球间多个脑区活动的不平衡,抑郁病情的严重程度与某些脑区的功能活动不平衡相关。在疾病过程中,若能够通过调动脑功能活动储备而改善双侧脑区活动的平衡性(VMHC值),则对早期抗抑郁治疗反应较好。颞下回、额中回及楔前叶的VMHC异常有助于甄别出早期抗抑郁剂疗效不佳者。当然,考虑到遗传特征在抗抑郁剂的药代和药效动力学中的重要作用,袁勇贵教授的课题组目前正在着手分析相关通路基因对脑功能特征和抗抑郁剂疗效的影响,希望可以进一步揭开抗抑郁疗效预判的神秘面纱,进一步推进抗抑郁精准治疗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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