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前的认知心理学

　　在大西洋北岸的美国，从威廉·詹姆斯那个时代开始几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对人类思维的研究存在一个巨大的断层。美国心理学被行为科学主义、刺激—反应的联系(S→R)、无意义音节和白鼠统治着。认知过程——耳朵在收到刺激到做出反应之间进行着什么——几乎没有提及。心智这个词留给了哲学家们，令人尊敬的心理学家是不讲这个词的。

　　我在《管理行为》一书的脚注中指出了威廉·詹姆斯和爱德华·C·托尔曼是我关于美国心理学家的消息的主要来源。托尔曼远非最有影响的行为科学家（除了那从欧洲移居来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以外）。在他的主要著作《动物和人的有目的行为》(Tolman1932)中，他把人类（和白鼠）作为寻求目的（因而是作决策的）的生物来处理，他（它）们的行为被环境所塑造。虽然托尔曼深受尊敬，但还是处在美国主流心理学的边缘。

　　在欧洲，心理学家心存较少偏见，而且愿意使用词汇组成的资料，对复杂行为更加注意。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在《记忆》(Bartlett1932)一书中考察了信息如何在“头脑中”表现以及通过存贮和提取过程又是如何被修正的。德国的符茨堡学派以及奥托·塞尔兹和他的追随者们，同样关注复杂的思维过程以及思维所运用的信息在头脑里的组织和存贮的方法。

　　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沃特海默和卡尔·邓克尔推进了这种观点。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几乎才刚知道这些。同样地，一些美国的教学心理学家（我则通过哈罗德·格茨科夫）在战前就很熟悉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发展的工作；但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除了托尔曼，战前美国心理学中另一个背离行为科学主义的观点：生理心理学的“标准”观点，由埃德温·G·博林在《意识的物理维度》一书的序言中加以阐明：

　　心理学中简单的基本事实是一个因变量与一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恩斯特·马赫提出了这一点，B·F·斯金纳大约在写这本书时接受了这个观点。他创造了“虚空有机体”概念（这是我的措词，不是他的），一个在刺激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系统，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没有任何东西（没有“概念的神经系统”——这是他的措辞，不是我的）：本书没有遵循斯金纳的概念……而是要论证这些相互关系是科学发现的初级阶段，它们需要充实——因为探索的头脑不喜欢有距离的、残留着“不能解释”的不连续的行动。因此我的书着手去评价1932年可以获得的神经学方面的大量填充物——有多少事实可以立刻用来填补心理生理学的真空啊。（Boring1933,pp.vi-vii)

　　博林的最后一句话把他的心理生理学观点（卡尔·拉什利也是一个代表）与行为科学主义和我们自己的处理途径区分开来。他假定：(l)“虚空有机体”要被解释机制所充实——这是除了像斯金纳那样彻头彻尾的行为科学家以外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接受的一定假设；(2)解释机制是应该神经病学的。

　　阿伦·克利夫和我并不与他一样具有第二个假定——不是因为原则上反对还原论，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复杂行为只能不间断而不是一步步被还原为神经过程。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原则上承认最复杂的事件能还原为量子物理学定律，但它们分许多阶段进行还原，在总体的生物学现象和基本粒子的亚微观活动之间插入四或五层次的理论。与此相类似，在心理学中定位于复杂思维与神经原之间的符号层次的理论是很重要的。

　　几乎所有不是行为科学家的美国心理学家都同意博林，而反对我们，这些人把心理学解释认同为神经生理学。这种混淆，在战后阶段唐纳德·赫布那本有影响的《行为的组织》书中继续着，而且现在的一部分认知心理学家仍继承着这种混淆，这部分人采纳平行的连结网络（“神经网络”）来模拟人类心智。

　　既然认知的信息处理的种种理论代表着在行为（上层）和神经学（下层）之间的特定的解释层次，它们与承认这种结构的理论共鸣最强烈。我们这项工作的先驱者——主要是格式塔学派的塞尔兹及其盟友，会不会乐于被标榜为“信息处理心理学家”？他们会不会同意我们运用他们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模糊的）概念呢？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我们都得感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