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和自闭症：当怪人相遇

　　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孩子患自闭症的概率更大。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此观点缺少证据。

　　在电影《社交网络》开头的一幕，杰西·艾森伯格饰演脸谱网站创始人、冷漠的马克·扎克伯格，女朋友受不了他的社交障碍和强迫人格，把他甩了。艾森伯格刻画的扎克伯格是典型的硅谷怪人：技术上很杰出，却因疾病丧失了社交优雅。或者根据硅谷流行的说法，“上了自闭谱系”。

　　少有科学家认识到诸如扎克伯格之类技术圈的领军人物实际上患有自闭谱系紊乱症，社交、语言和行为上的深刻问题都可以列入这个谱系，并构成广发自闭障碍的特征，症状轻一些的如阿斯伯格综合征也可以划入这个谱系。一种看法正在悄悄为大众接受，即技术怪才和其他很多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的人可能会表现出自闭症的一些特征，他们的孩子患典型自闭症的风险更大。

　　这种看法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根据巴伦科恩过去15年的理论研究经验，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自闭症孩子自身都更容易理解和分析可预知的由规则主导的系统，如思维机、数学和计算机程序。巴伦科恩假定，使父母的头脑擅长技术工作的基因遗传给孩子时就可能导致自闭症，尤其是夫妻双方头脑类似、基因重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个观点具有直观的说服力。在公众眼里，它与科学家和计算机怪才头脑聪明、社交笨拙的形象吻合（巴伦科恩推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艾萨克·牛顿等杰出人物也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很多人承认自闭症特征（社交困难、兴趣狭窄、沟通困难等）在科学界非常普遍，只不过自闭症这种极端情况比较少见。正如很多专家认为基因是造成自闭症的重要原因一样，具有轻微“类自闭症”特征的父母更有可能生出自闭症孩子。

　　这至少符合一些临床医生的“经验”。布莱恩·西格尔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在加州大学和圣弗兰西斯科开办自闭症诊所，提到自闭症孩子的父母时，他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深度怪人。他们不与人做正面的眼神接触，所有的服饰都来自于Intel商店，社交理解力很弱。我真的认为，这些怪人如果相互通婚，对他们的后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但巴伦科恩的批评者并不罕见。自闭症研究人员说，巴伦科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功能”自闭症人群（如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小圈子，这类人有良好的语言能力，智商至少正常。这类数据不足以支撑巴伦科恩的理论，很多实验都迫切需要单独重做。

　　圣路易斯城华盛顿大学精神病学家约翰·康斯坦丁诺说：“以上观点作为假设启发思维不错，但是目前支持它的数据并不多。”一些批评者对巴伦科恩炮制理论以耸人听闻的历史耿耿于怀，尤其是自闭症患者大脑“极端男性化”这一条。批评者担心，巴伦科恩关于擅长技术工作的父母易生自闭症孩子的理论将会误导公众，并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科技怪才与自闭症相伴”的印象。

　　巴伦科恩承认“我的研究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进行反复实验来印证我的假设。在获得充分的数据以前，我将保持虚心的态度。理论抽象只有在掌握确切的证据以后才能进行，之后才是运用理论去解决问题。在目前理论还亟需验证的时候，我的观点可以看成一种有益的贡献，而不是科学家们所关注的从初始证据推导出一般性理论的过程。科学的进步遵循的往往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一、自闭症患者喜欢破解“系统”？

　　20世纪90年代，自闭症的研究方向大多集中于社交互动问题。而此时巴伦科恩却为自闭症患者固执狭窄的兴趣和重复性行为着迷。巴伦科恩注意到，自闭症儿童容易被机器、数字、日历和旋转物体之类的东西吸引。某个自闭症儿童可能记住小机件的所有技术参数，另一个则可能不停地玩弄电灯开关。

　　巴伦科恩说：“旧的观点认为此类行为缺少目的，他们只是为做而做。但我却不这样看。他们可能在试图搞懂家用DVD播放机的工作原理，或者试图理解室内电路。孩子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理解这个系统。自闭症患者的大脑理解可预测系统的能力超常，或者说他们对事物具有“超系统化”的能力，与之俱来的就是抓重点能力、理解别人意图和感情的能力的丧失。”

　　巴伦科恩注意到自闭症儿童容易被机器和数字之类的“系统”所吸引。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援引了几个例证。在2003年的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巴伦科恩发现自闭症患者“系统商数”（巴伦科恩设计的一种问卷调查表）得分很高。在针对剑桥大学本科生的调查中，巴伦科恩发现数学专业的学生相较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如医学、法律和社会科学）更容易被诊断为自闭症。巴伦科恩又设计了一种名为“自闭症商数”的问卷调查表，通过该问卷调查，他发现主修理科和数学的学生比主修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生拥有更多的自闭症特质。巴伦科恩说，尽管这些问卷调查并不直接反映系统化能力，但是它们却证明系统化能力是自闭症的一种特质，同时也是“泛自闭症表现型”（覆盖更广大的人群）的一部分。

　　巴伦科恩的批评者对上述调查的内容表示怀疑。在巴伦科恩的调查中，需要调查对象回答的问题有：“我总是注意到东西的图案”或者“我宁愿去图书馆也不愿参加聚会”。伦敦国王大学的认知神经学家弗朗西斯卡·哈佩说：“正如所有人的自我认知一样，这种自我认知是否准确还值得怀疑。”

　　哈佩和其他科学家认为，如果对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同时进行系统理解力测试，并将得分加以比较，所得的结果会更加客观。伦敦大学发展心理学家乌塔·弗里斯说：“目前的研究都称不上精确。有人说：‘对，我是一个对细节感兴趣的人’，但其言与其行并不相符。”

　　巴伦科恩说他的实验室正努力使研究工作趋于精确。他认为，问卷调查的好处是能够迅速收集数据，即使有偏颇，但总会得到一致的结论。在2001年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巴伦科恩证明，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童对于简单机械系统工作原理的理解力超过正常儿童。但是批评者反驳，这些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童从智商正常或超常者中挑选的，而正常儿童则是随机挑选的。批评者还指出，剑桥大学的自闭症学生极其特殊，因为他们能力正常，正常得连考上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什么难事。

　　这是巴伦科恩的研究最为人诟病之处。威尔·康奈尔医学院临床心理学家和自闭症研究员凯瑟琳·洛德说：“他总是倾向于研究泛自闭症障碍人群中最优秀的个体。他描述这些个体时说的很多东西与大多数具有广发自闭症障碍的人不符。但我的确认为如果这些怪人相互通婚，对他们的后代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巴伦科恩承认：“我的一些心理学研究对象是高功能自闭症儿童，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完成试验的语言能力。但我认为，试验结果适用于整个自闭症谱系。”这主要是针对他的“系统化”理论而言，他认为这适用于所有或多或少具有某种自闭特质的儿童。

　　今年早些时候，伦敦教育学院发展心理学家里斯·佩里坎诺从更宽范围挑选了一组广发具有自闭障碍的孩子就系统理解力与控制组的孩子进行了对照。她的小组设计了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地板上排列了16盏相同的绿色电灯。其中有一盏绿灯按一下就会变红，对孩子们的要求就是将这盏灯找出来。这盏灯在80%情况下都位于房间的同一侧。自闭症孩子，包括阿斯伯格综合症孩子对这个系统的理解力比控制组的孩子差远了。佩里坎诺说：“自闭症孩子完全没有章法，在寻找这盏灯时候，他们的表现难以置信地混乱。在我看来，该结果表明巴伦科恩的理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巴伦科恩说：“我不确信佩里坎诺的范例中测试的系统化能力是否与我描述的相同。我很高兴，因为至少有人正视系统化能力这个概念。迄今为止，关于自闭症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出自我的实验室。我认为我们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是精确的，但是研究系统化能力的努力还是太少。我的理论需要积累成百上千的研究例证之后才能进行评估，现在还远远不是时候。”

　　二、有其父必有其子？

　　巴伦科恩认为系统化能力可以遗传。在诸如硅谷之类的信息技术基地，具有超系统化能力者相遇的概率很高，他们有可能结婚生子，导致自闭症发生率提高。

　　巴伦科恩在1997年断言，自闭症儿童的父亲与非自闭症儿童的父亲相比，其职业为工程师的概率要高一倍多。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自闭症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贾罗德和戴维·劳斯指出，巴伦科恩只援引了针对工程师的分析数据，没有涵盖参加调查的其他职业。在分析了同样的数据之后，克里斯托弗·贾罗德和戴维·劳斯发现，自闭症儿童的父亲更有可能从事医药、科研、会计以及工程行业，从事手工行业的可能性不大。显然自闭症孩子的父亲受教育的程度更高。

　　巴伦科恩说：“我重新分析了数据，并对受教育程度进行了控制，结果发现尽管比例有所降低，但自闭症孩子的父亲更有可能是工程师结论依然成立。”

　　巴伦科恩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来自荷兰的技术中心埃因霍温镇。通过检查学校的记录，巴伦科恩发现生活在埃因霍温镇的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的概率比生活在其他两座规模类似的荷兰小镇的孩子高出1-3倍。因此巴伦科恩认为，系统化能力强的父母更有可能生出自闭症孩子。巴伦科恩说：“我之所以选择埃因霍温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孩子的父母就当地自闭症的流行咨询我。这与某些研究人员的方法不同，他们偏向于随机选择自闭症高发的信息技术地区，然后将之与具有相同人口分布的非信息技术地区进行比较。埃因霍温的学校记录并没有反映父母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或是否在IT产业工作，而前两项数据都与自闭症的诊断呈正相关。”

　　研究人员承认，其他几个因素确实可以解释科学或工程学与自闭症的外在联系。一篇关于2010年加州自闭症诊断的分析报告发现，自闭症并不会在IT产业集中的地方流行。正相反，与相邻的地区相比，自闭症发生率高的地方往往是父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加州大学流行病学家爱娃·赫兹-皮乔托说：“实际上所有的自闭症高发群体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受教育程度越深的人越倾向于晚生孩子。至少某些证据显示，年龄大的父母生自闭症孩子的风险更大。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会更加在意自闭症的症状并寻求诊断，从而为寻求帮助和教育服务创造了条件。对于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硅谷的一所学校的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年3万美元，但如果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这笔费用则由校区买单。

　　关于外界对其埃因霍温研究案例的批评，巴伦科恩回应是开展后续研究，调查自闭症孩子父母的年龄、职业和其他细节，同时也调查其他信息技术中心（如硅谷）的自闭症发生率。巴伦科恩同时也在组织大型的网上调查，搜集关于普通人群的详细信息，包括年龄、教育背景、职业和爱好，以研究这些因素是否与生自闭症孩子相关。他说：“之所以赫兹-皮乔托的研究与我的假设相悖，是因为她的研究对象不是IT产业集中的区域。我的工作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来验证我的假设。”

　　尽管很多人批评巴伦科恩的实验，但是他的大多数同事都赞扬他勇于提出自己的理论。他的很多理论未必成立，但是其中一些终将证明属实。凯瑟琳?洛德说：“他敢于处理难题，相比之下，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太懦弱。”

　　约翰·康斯坦丁诺正在验证相关的概念。他设计了一种名为“社会响应度量表”的问卷调查，目的是找出普通人群中的类自闭症特质。他发现，具有较多自闭特质的人倾向于相互结合，一旦结合，他们的孩子拥有的自闭症特质将会超过父母。但是这些孩子诊断为自闭症的可能性并不大。康斯坦丁诺说：“目前我们需要组织大型的研究活动，以查清拥有自闭症特质的父母是否比普通人群更容易生出自闭症孩子。这类数据才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仅凭一个地方流行病高发、怪人较多就推断出这就是自闭症的成因。”

　　三、一点提醒

　　目前，自闭症特质成就技术天才的观念在一些科技中心地区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在弗朗西斯卡·哈佩看来，这个趋势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我很高兴“技术怪才”在当代社会赢得一些名望，因为很多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或广发自闭障碍的人过着非常艰难而悲惨的生活，如果人们能够承认他们的才智，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另一方面，大量的自闭症孩子存在严重的智障，没有语言。周围的人们热衷于指着某些名人说，他们有自闭症。其父母身处其间，肯定感觉非常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