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食症及其影响因素

　　暴食的影响因素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影响暴食症的因素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应激、人格特质、社会文化以及家庭因素。

　　应激因素

　　研究发现，压力或应激(stress)是暴食症发作的风险因素。有暴食行为的个体报告了更多的生活事件压力，更多的把日常生活困难评价为压力，同样，感知到高水平压力的个体表现出较严重的暴食行为。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暴食者完成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riersocialstresstest，TSST)，其中包含一个自由演讲任务和一个心算任务，然后食用巧克力布丁。研究结果发现，与非暴食者相比，暴食者有较高的摄食率，压力增加了暴食者的进食。此外有研究用冷压痛任务(coldpressortask，CPT)诱导应激，结果发现完成任务后，暴食者个体的皮质醇(cortisol)水平升高，但是与控制组比较没有显著差异。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研究方法不同带来的，特里尔社会应激任务带来的压力主要属于社会性压力，而冷压痛任务带来的更多的是身体上的压力。急性事件导致的压力与日常困扰产生的压力不同，应对方式也不一样，它们对暴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也会不同。探讨压力与进食在暴食者身上的关系时，要考虑压力或应激的性质差异。

　　研究者很早就发现，负性情绪影响暴食行为。暴食症个体报告了更多的悲痛，对负性情绪有较低水平的耐受力，更有可能用进食的方式来应对负性情绪。一部分研究发现，暴食前个体有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总体的负性情绪和内疚感较高，但是暴食行为发生后，这些负性情绪就会下降。对肥胖的暴食个体来说，在负性情绪水平高或增加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暴食行为。暴食症个体在正常的进食后，负性情绪和总体的情绪紊乱也会下降。而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有非特定暴食行为(unspecifiedbingeeating)的个体在暴食后对负性情绪的评价比暴食前的评价更高。负性情绪与暴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两者可能会相互影响。个体在体验的负性情绪后，可能会采用大量进食的暴食行为来缓解消极情绪，但暴食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负性情绪背后的问题事件，而暴食行为本身也可能引起负性情绪，因此，在发生暴食行为后，一些个体可能会陷入更强的负性情绪中。

　　人格特质

　　暴食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进食过程中失去控制感。在暴食的发作和维持中，冲动性(impulsivit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般认为，冲动性是一种人格特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奖赏敏感性(rewardsensitivity)，力求欲望或奖赏刺激;另一部分是自发冲动行为(rash-spontaneousbehavior)，行动不计后果，抑制控制能力差。研究发现，暴食个体有较高的奖赏敏感性和较高的冲动行为。一项针对暴食行为的元分析研究发现，暴食者具有较高的食物相关的冲动性。

　　实验室的研究也发现了，冲动性在暴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一项实验研究中，研究者使用自由探索范式(freeexplorationparadigm)研究了暴食症个体的奖赏敏感性。在实验中，24对食物与非食物图片随机呈现，志愿者自由观看出现的图片，同时用眼动仪记录其眼动轨迹。研究结果发现，肥胖的暴食个体对食物图片的总注视时间要显著长于肥胖的非暴食个体和正常体重的非暴食个体，这种总注视时间代表了意识和持续注意，表明对刺激的偏好和大脑奖赏系统的激活。研究者还使用了修改的反向眼跳范式(modifiedantisaccadeparadigm)来研究暴食症个体的自发冲动行为。食物图片或非食物图片随机出现在电脑屏幕的左侧或右侧，要求志愿者避开图片刺激，尽可能快地观看图片刺激的另一侧。实验结果发现，与肥胖的非暴食个体和正常体重的非暴食个体相比，在第一次眼跳时，肥胖的暴食个体较难抑制对食物图片和非食物图片的眼跳，在第二次眼跳时，肥胖的暴食个体对食物图片的眼跳抑制更加困难。研究结果证明了在面对食物刺激时，暴食症个体的奖赏敏感性和自发冲动行为增加。在一项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MRI)研究中，研究者用颜色Stroop任务考察了暴食症个体在抑制控制时的神经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在Stroop任务中，与肥胖的非暴食个体和正常体重的非暴食个体相比，肥胖的暴食个体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prefrontalcortex，vmPFC)、额下回(inferiorfrontalgyrus，IFG)和脑岛(insula)有更多的激活，这些区域主要涉及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和冲动控制。

　　社会文化因素

　　近些年来，源于欧美的“瘦”文化开始在全球流行。大众传媒，如电视、电影、电台和报纸等，是社会文化的主要传播载体。电视机作为普遍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介，会影响个体的进食习惯，增加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研究显示，每周观看电视的总时间与暴食症状显著正相关，即观看电视时间越长，暴食症状越严重。在社会大众媒体“以瘦为美”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会产生身体不满意(bodydissatisfaction)，即对自己的身体外貌产生负面的评价。已有研究发现，身体不满意与暴食行为有很强的相关。身体不满意水平较高的个体会报告更多的暴食行为。Andrés和Salda.a考察了身体不满意与暴食的关系，他们发现身体不满意可以引起限制性进食(dietaryrestraint)，进而引起暴食。同时，在这种“瘦”文化的影响下，女性也会进行节食或限制性进食，即限制热量摄入，以保持体身材和体重。有研究数据显示，限制性进食是暴食的一个显著性预测因子。同时在双生子的研究上发现，在限制性进食水平高的情况下，暴食的基因和非共享环境(non-sharedenvironmental)因素作用增加了。对具有暴食遗传基因的个体来说，限制性进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因素。由社会文化因素带来的对体重和体型的不满意以及节食行为，往往不是单独发生的。它们的共同作用大大提高了暴食症发生的风险。

　　人际关系也是影响暴食症的因素。横断研究发现，人际关系问题与进食障碍有关，其中包括暴食。一项研究考察了肥胖个体的人际关系问题与暴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充满敌意的人际关系与暴食行为和低自尊相关显著，其中，低自尊还是敌意人际关系与暴食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除了肥胖的暴食个体更容易愤怒外，也可能是由于人际关系问题导致低自尊，进而引起暴食行为。人际关系问题更多的是由于个体缺乏必要的社会交往技巧造成的。有一项研究调查了肥胖暴食者的社交技能，结果发现，那些不自信、情感表达能力不足、与陌生人打交道能力差、不能站在他人角度理解问题以及悲痛(distress)水平高的肥胖女性更有可能被诊断为暴食症患者。缺乏社交能力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容易产生挫折，导致自尊下降，进而用暴食行为来缓解人际交往中产生的负性情绪。

　　家庭环境

　　在家庭环境中，父母的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子女的进食问题。当子女表现出正确的行为时，父母会用食物给予子女奖励，相反则用剥夺食物作为错误行为的惩罚，这就是所谓的工具性喂养(instrumentalfeeding)。有研究已经发现，在儿童期被父母采用过工具性喂养方式的成年人有更多的暴食行为。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父母的工具性喂养方式、负性情绪以及暴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高强度的工具性喂养方式增强了负性情绪与暴食之间的关系，同时，当负性情绪较低时，个体报告较少的暴食行为，且与父母的工具性喂养方式无关。这表明当父母采用工具性喂养方式时，子女更有可能采用暴食的方式来应对负性情绪。父母长期采用工具性喂养方式，会使子女形成“进食可以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的观念。当遇到实际问题产生负面情绪时，子女就很可能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应对问题。

　　除了父母的喂养方式外，父母的进食行为也会对子女产生影响。一项在青少年群体中的研究显示，女孩的暴食行为与父亲的暴食行为显著相关。也有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和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大学生相比，离家独自生活的大学生报告的暴食症状是前者的3倍。暴食往往是单独进行的，父母的陪伴和监督会减少子女的暴食行为。父母对子女进食行为的影响是双重的。当父母采用不恰当的喂养方式或自身具有进食问题时，子女往往也会表现出较多的进食问题。同时父母也可以监督子女的进食，为其提供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帮助处理应对消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