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 |我忙于应付的一个主要病人是我自己

　　尽管他是现代心理学之父，说了那么多关于我们内心世界的事，他自己却脆弱得令人同情。

　　“我忙于应付的一个主要病人是我自己……”

　　然而他的暗自忧伤和焦虑事实上是他最伟大成就的一部分

　　他形容自己是强迫性神经质。

　　尽管他是现代心理学之父，说了那么多关于我们内心世界的事，他自己却脆弱得令人同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今捷克共和国一个中产犹太家庭。他深爱唤他“金西吉”的母亲，对父亲的敌意也同样深，父亲可能曾威胁小西吉要是再摸小丁丁的话就割掉它。

　　他在专业生涯中大器晚成。年轻学医时，他解剖了成百只雄性鳗鱼试图去找到它们的生殖器官而未果，最终他没能在这个课题上面发表论文。接着，他又把注意力转向一种新型的令人兴奋的麻醉剂，大力宣扬它神奇的功效。但不幸的是可卡因被证明是危险和使人成瘾的，弗洛伊德不得不停止宣扬它的药用功效。

　　几年以后，他终于开始提出了最终使他一举成名的理论：一门新的他称作精神分析学的精神医学。他1900年的著作《梦的解析》是里程碑式的研究作品。在此之后很多作品陆续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有《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1901），《歇斯底里的个案》（1901），《性学三论》（1905），《”小汉斯“和”鼠人“的案例》（1909），《精神分析学导论》（1915-1917），《超越快乐原则》（1920）和《文明及其不满》（1930）。

　　尽管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医生、作家和精神学专家取得了成功，但他常闷闷不乐。他是个工作狂，曾向一个朋友透露，”我无法想象没有工作的生活会真正舒坦。“在他的研究中一个特别繁重的部分，他写道，“我忙于应付的一个主要病人是我自己...”

　　他可能非常嫉妒他的同事。曾经有一次他在看到卡尔·荣格做讲座时晕了过去，他还禁止几乎他所有的学生见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他确信他将死于61岁到62岁之间，因此对这两个数字极为恐惧。曾有一次在雅典时他因为酒店房间号是31（62的一半）而恐慌不已。他靠挚爱的雪茄来放松，但他也非常有自知之明，因为他认为雪茄是他早年自慰习惯的替代品。

　　然而他的暗自忧伤和焦虑事实上是他最伟大成就的一部分：他对人类头脑中奇奇怪怪的苦恼所做的调查研究。他的作品讲到，大脑中显意识、理性的部分，用他的话来说，“甚至在自己的房间中也不能做主。”相反地，我们被一些超越显意识知觉、相互矛盾的力量所支配。我们应该关注他，因为他醍醐灌顶般讲述了为何做人如此艰难，尽管他的有些理论可能有些奇怪、烦人或好笑。

　　快乐vs.现实

　　弗洛伊德在他作于1911年的文章《两项心智运作原则的构成》中首次提出一个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他描述的“快乐原则”驱使我们追逐快乐的事物比如性和芝士汉堡，和远离不快乐的事物比如苦差事儿和讨厌的人。我们在生命伊始只被本能所支配；婴儿时期我们或多或少只依照快乐原则行事。当我们长大了，我们的潜意识继续同样行事，因为“潜意识永远长不大。”

　　问题在于，弗洛伊德说，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就不能简单地遵循快乐原则，因为它会让我们做出疯狂的事情，比如和家人上床，偷吃别人的芝士汉堡，以及杀死惹恼我们的人。我们需要考虑他所谓的“现实原则”。

　　理想中，我们以一种有用、有效的方式顺应现实原则的要求：“放弃后果不确定的短暂快乐，是为了沿着新的道路去获得之后确定的快乐。”这是众多宗教、教育和科学的潜在原则：我们学会控制自已，放弃短暂的快乐来获取更大的（通常也更为世俗接受）的更长久的快乐。

　　但弗洛伊德注意到，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其中挣扎。他认为有人对现实适应得好些、有人差些；他称让人苦恼的适应为神经官能症。在神经官能症的病例中，我们撇开或压抑快乐的驱动力，但也为此付出成本。我们变得不快乐或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疯狂，但我们不理解这些症状。

　　例如，我们可能竭力抑制我们被不是自己的伴侣的人所吸引。然而这种挣扎太痛苦以至于我们不会一直直接感受到它，所以我们在潜意识中压抑了这种欲望。相反，我们感受到对伴侣的嫉妒妄想，认为他们在欺骗我们。这是我们真实的焦虑的反映。它将减轻我们对自己东张西望的负罪感，但它也可能让我们发狂。它是我们对所面临挑战的适应，但显然不是很好的适应。

　　弗洛伊德认为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神经官能症，它们来自于我们由快乐原则驱动的“本我”（“id”，字面上指我们原始的一面）和理性地决定我们应该如此对待来自本我的驱动的“自我”（“ego”，即我自己）之间的冲突。其他时候，神经官能症来自于自我和充满道德伦理思想的超我（superego，即超越自我）之间的挣扎。

　　为了理解这些因素，我们通常需要回顾生活中那些引发如此多焦虑的时光：

　　童年时光

　　童年时光正是我们学习各种不同的方法适应现实、向更好的或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孩童时期的我们充满了原始和无原则的欲望。然而，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被“教化”，从而被带入社会现实的规矩中。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调整，麻烦就来了。

　　我们心理发展的最早阶段被弗洛伊德称做“口欲期”，此时我们专注于吃。我们生下来就会在任何想吃的时候便吸食母乳。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被断奶。这对我们非常艰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够体贴（或者更糟的是，如果他们有点虐待狂倾向），我们就可能染上各种焦虑：主观上自我否定，靠食物来让自己镇静，或者对乳房感到愤怒。最重要的是，我们和依赖做着斗争。如果我们的母亲等待太长时间，我们可能成大后变得很苛刻，对于外界没有给我们提供所有想要的而大为吃惊。或者，我们可能学会完全不信任对别人的依赖。

　　接着我们来到“肛欲期”（更为人熟知的是“上厕所训练”），此时我们面对排便的挑战。父母告诉我们怎么做，何时做——他们告诉我们怎样做好。在此期间，我们开始学习试探权威的边界。比如，我们可能会选择违抗。及至成人后，我们可能形成“肛门滞留人格”和洁癖。我们还可能吝啬。还有可能，如果我们的父母纵容我们，我们可能过于频繁地试探权威和他人的边界。这不仅导致我们在蹒跚学步时“捣乱”，还导致我们成年后挥金如土和不为别人着想。

　　弗洛伊德说父母回应我们的方式非常重要。如果当我们不顺从时他们羞辱我们，我们就可能染上各种恐惧和焦虑。但同时我们需要学习界限和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简言之，“上厕所训练”是我们在追逐自身快乐和顺从父母要求之前的冲突中寻找方向的主要时期。我们必须要恰当地适应这些要求，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是“性器期”（大概在我们6岁时才结束），此时我们解决有关生殖器渴望和萌生出的荒唐性愿望的问题。让同时代人震惊的是，弗洛伊德坚称儿童是有性欲的：他们有性的感觉，他们勃起，他们手淫，他们想让自己在各种物体和人身上摩蹭（即使在今天，这些观点仍然让人们感觉到不安）。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孩子会被粗暴地呵止；今天我们会温和地制止他们。但观点一致：我们不允许儿童性行为。对儿童来讲，这意味着他们年幼自我中非常强烈的一部分被紧紧压抑了。

　　更为复杂的是儿童把性冲动导向他们的父母。弗洛伊德把这称作“俄狄浦斯情结”（取自希腊悲剧人物），在其中我们都无意识地倾向于“爱父母中的一人、恨另一人。”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但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开始是这样的：孩童时期，我们大多都非常粘母亲。事实上，弗洛伊德说小男孩自动把他们最初的性冲动导向母亲。但是无论妈妈多么爱我们，她总有另外的生活。她很可能有亲密关系（比如和我们的爸爸）；或者如果没有的话，其他的一些优先事项也会让作为孩子的我们感到失落和被遗弃。这让我们孩童的自我感到嫉妒和恼怒——同时又为这怒火感到羞愧和内疚。小男孩会特别仇恨把妈妈带走的人，同时也害怕这个人会杀了自己。这整个情结——现在这个词就好理解了——给小孩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在弗洛伊德看来，小女孩也轻松不到哪里——她们有另一种稍微不同的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译者注））。

　　接下来就是乱伦的问题。成人不可以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这是世人确信的一则非常严厉的乱伦禁忌。我们也不可以和亲人们发生性行为。但即便我们声称对乱伦感到震惊，就仿佛我们对此几乎想都不会想，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因为很多人潜意识中要想要打破禁忌，那么这些禁忌也就不会成为禁忌了。这解释了所有的有关乱伦与未成年人性交的歇斯底里——这个想法潜藏在我们脑海深处。

　　为了防止和家人发生性行为，孩子必须被戒除想要和妈妈或爸爸发生关系的欲望。妈妈或爸爸也需要温和地对待孩子，不让他们为性冲动产生负罪感。但所有这些可能变得糟糕透顶。

　　可能最糟的情形是，妈妈或爸爸（或类似他们的人）可能真的和孩子发生了性关系。这会让我们极度苦恼；我们可能会感到自己有责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确想要这样——而我们不喜欢这样！

　　或者，在没那么严重的情形中，妈妈和爸爸可能一直在争吵或者甚至经历一场混乱的离婚。于是，虽然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和父母发生关系，我们无形中被邀请去代替性伴侣：我们变成了爸爸的小女人，或妈妈的小男人。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不是很健康。

　　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关于对父母的某种形式的性困惑，这些困惑之后关系到我们的恋爱观。妈妈和爸爸都给我们爱，但他们把爱混在各种古怪的行为中。而因为我们爱他们依赖他们，我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古怪、破坏性的行为都保持忠诚。例如，如果我们的母亲（对我们）冷淡和言语贬低，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爱她或者甚至觉得她很温柔。结果我们可能总是把爱和冷淡联系起来。

　　成年时期

　　自然而然，结果就是非常艰难的成人关系。理想中，我们应该能够顺利地进行一些好的性关系，更长期来说，甚至能把对一个和蔼的人的爱与性结合起来。何其美妙的梦啊！

　　然而在现实中，困难重重。我们常常没法把性与爱结合起来：我们感觉性并不属于柔情。“这类型的男人会对他深为敬重的女人一往情深，但她并不会激发他想要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欲望，”弗洛伊德说，“他只会与他并不‘爱’而是有些鄙视的女人发生关系。”结果，在婚姻中维持性关系非常困难，因为理想的婚姻是建立在柔情上的。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们发现自己不能结合情爱与友善，因为我们的父母如此糟糕地对待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法想象这样子的结合。或者可能我们逃离可能的情爱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背叛了脆弱的仍然需要我们的父母。归根结底，我们想要的是如此复杂，对于如何得到它们，我们如此地疲惫不堪、惶恐不安，于是我们建立起一套防御体系。

　　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案。弗洛伊德说我们没法让自己完全理性：“原始的头脑就其完全的字面意义而言，是永久不灭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改正这个社会。但在他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1930）中，弗洛伊德写到，这种精神失衡正是因为有了社会而付出的成本。文明提供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生活的组织，意义的来源，社交网络，以及金钱。但它做到这些是通过严格限制我们只能和一个人上床、强制乱伦禁忌、要求我们推迟眼前的欲望、要求我们服从权威、工作赚钱。社会本身就焦虑——他们就是这样如何运作的。一个没有克制的文明将是个矛盾体。

　　媒体是最明显的证据之一。你只需要瞥一眼电视频道，就会看到人们是多么乐意听到关于可怕的凶杀故事，尤其是这些故事涉及乱伦和恋童癖时更是如此。弗洛伊德说媒体是在上演我们最阴暗的幻想，从而我们道德上的自我可以来谴责他们：从而我们可以愤恨恋童癖，于是我们可以审判暴力的丈夫。所有这些更让人满意的是，这帮人做了我们潜意识中所渴望的。我们幸灾乐祸，因为我们压抑了自己的本能而感到痛苦。难怪我们如此热衷于战争。只要我们没有理解这点，弗洛伊德说，我们将维持一个无知的社会：“压抑是所有文明人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敌视行为。”

　　分析

　　弗洛伊德试图发明一种焦虑症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法。最开始这种疗法非常局限。他认为病人应该在五十岁以下，否则他们就太僵化了。这种疗法很贵，尤其从他认为病人应该一周来四次时。同时他对治疗结果很悲观：他觉得他最多能把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化为成为日常的痛苦。不管怎样，他认为借助一些适当的分析，人们可以让他们的焦虑浮出水面，从而更好地应对现实的艰难。

　　以下是一些弗洛伊德致力去“分析”的东西：

　　梦

　　弗洛伊德认为睡眠是我们脱离有意识的困难去放松的机会，尤其是去体验他所称的愿望实现。乍听起来似乎难以理解。例如，我们也许认为梦到在高等考试中不及格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中非常焦虑，因而会回忆起从前焦虑的事情。但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梦到这种类型的事情是因为部分的我们自己希望在我们在高等考试中没及格，于是我们就不必担负起有关成人的、工作和养家糊口的所有责任。当然，我们也有更源自本能的愿望实现的梦，比如和性感的同事或明星上床。

　　一旦醒来，我们必须回到现实世界和听从我们道德上的超我的指挥——所以我们通常压抑和忘记我们的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遗忘了那些非常令人兴奋的梦，这让我们很沮丧。在弗洛伊德看来，我们压抑我们最美的无意识的愿望实现的梦只是为了让它不会侵扰我们清醒时的生活。（例如，我们也许记得那个关于性感明星的梦，但不大会记得关于闺蜜的男朋友的梦了……）

　　动作倒错

　　弗洛伊德喜欢留意他的病人是如何遣词造句的。他认为当他们说漏了嘴或者出现动作倒错（今天我们把这些揭示真相的错误叫做“弗洛伊德式口误”）尤其能透露真相。例如，弗洛伊德写到，有个人让他妻子（他并不爱她）来美国和他团聚。这个人本意是建议她乘茅利塔尼亚号，但实际上他写到她应该乘露西塔尼来号（一战中，这艘船被德国的潜水艇击中，在爱尔兰近海岸的海上沉没，船上乘客无一生还）。

　　玩笑

　　弗洛伊德也认为幽默非常能揭示真相。他在1905年写了与此相关的一整本书叫做《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在书中，他解释说：“玩笑让本能（无论是爱或恨）面对阻碍仍得到满足。”简言之，玩笑——比如梦——允许我们获得从其它方式得不到的快乐。

　　例如，取笑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再迷人很可能感觉很粗鲁，然而下面这个笑话对人的冒犯和搞笑的程度是一样的：“这位夫人在很多方面像米洛的维纳斯：她也非常非常的老，像她一样没牙齿，而且在她身体黄皮肤的表面有白色的斑块。”我们的朋友更可能原谅我们说的这些话——毕竟，我们不过是在开玩笑。

　　弗洛伊德提到，玩笑也帮助我们从一些象征性的事物中取乐，从而减轻我们对此的焦虑。所以我们可能嘲笑的不是某个特定的老人而是关于老去和死亡本身，或者我们取笑关于媒人的故事但实际上我们是在取笑婚姻。

　　艺术创作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可做为表达我们焦虑的一个重要手段。“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个逃离现实的人…他用凭借天赋把他的幻想塑造成为一种新的现实。”他认为我们喜爱艺术的原因是因为艺术能让艺术家和观众都能够逃避现实的原则，哪怕只是暂时的。它帮助我们应对文明化的高昂成本：“这种对于生活的目标的审美态度并没有提供多少免于受苦的保护，但是它能补偿很多，”他写到，“美并没有明显的用处；对文化方面也非必要。但是文明社会就是不能没有美。”

　　纳粹在1933年掌权。他们焚烧弗洛伊德的书，并以“犹太科学”之名禁了这些书。“我们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啊，”弗洛伊德告诉一个朋友。“在中世纪他们会烧死我；现在他们烧了我的书就满意了。”不过他显然错了；他低估了自己一直长时间研究的人类阴暗残暴的一面。上层的朋友们和一个有同情心的纳粹军官帮助他和他的家人逃到伦敦，在此他度过余生。他于1939年死于颌面部癌。

　　追随弗洛伊德的足迹，其他分析学者发展出新的精神分析技术，并最终发展成为广泛和多样的现代精神病治疗领域。很多现代心理治疗方法和弗洛伊德的已很不一样，但都从他的一套前提出发：在训练有素的听者的引导下，慢慢地去发现我们内心世界中阴暗和困难的部分，然后释放它们。

　　我们太过经常地认为这类心理治疗是给不正常的“病人”的一种“治疗”。心理学看起来更令人胆怯，因为弗洛伊德用了一些严重的诸如“歇斯底里”和“情感投注”之类的术语。然而弗洛伊德的著作表明，许多类型的精神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状况的一部分并非是不正常的疾病。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方面都真的有点疯狂。我们的内心世界非理性、贫乏、矛盾，它们经常让我们焦虑甚至更悲惨。这就是为什么回顾弗洛伊德很有价值：他平和地提醒我们可以时常从一些心理治疗中获益。

　　也许我们认为已经超越了他，或者他根本就是荒谬的。我们很容易说他不过是编造出了这一切，生活可不像他形容的那样艰难。但是某天早晨，我们发现自己对伴侣充满了无名怒火，或者在去上班的列车上持续的焦虑汹涌而来，或者看到新闻中报道的近期可怕的死亡而惊呆了，我们就会再次想到我们的精神运作实际上是多么的不可捉摸、困难重重，弗洛伊德形容得多么贴切啊。当然，我们可能仍然不接受他的学说。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没人能够鄙弃钥匙却打得开门。”我们都可以用更多一些弗洛伊德的理论去帮助我们开启自我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