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身边人抑郁了，请别只说“想开点”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精神问题，尤其是抑郁症导致的极端案例越来越常见。或许你也有这样的感觉——身边谈论自己“抑郁”的朋友逐渐增多。精神健康理应得到职场人们的更高重视。这段时间，我们采访了数名职场人，和他们聊了聊身边的抑郁症故事。

　　很多时候，对于职场人而言，有关抑郁症的话题是以玩笑的方式开启的。

　　“前几天，我在网上做了个抑郁症测试，结果说我已经中度抑郁了。”季飞笑道。

　　从国内某航空类高校毕业后，季飞便前往国内一家“很大的民营航空企业”，担任地勤工作者。这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薪资丰厚，技术壁垒高，身处高大上的航空圈子，所在城市气候宜人，一年数次的免费往返机票。但与此同时，民航类工作也有着月之暗面，“焦虑和抑郁在这行里更普遍”。

　　飞机的航向由机组、地面指挥、航线规划等多层人员管控，这也使得整条工作线上的成员普遍承受高压。地面指挥员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与专注，在这种高强度精神重压下，他们必须每几个小时换一次岗，“事故风险会随着连续作业不断上升。”对于季飞而言，他的决策将可能影响一架航班的起飞时间，几分钟的反馈延迟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季飞认为自己虽然有过抑郁阶段，但问题并不严重，他擅于用玩笑化解压力，“我的‘抑郁’可能更多来自于‘个人问题’，为什么不找空姐？你懂的。”

　　除此之外，漫长的工作时间也增加了民航工作者暴露在精神问题下的概率。最近几年，国内外民航业频繁发生由精神问题引发的重大事件。2015年，德国之翼某飞行员因抑郁症驾机自杀，乘客全部遇难，而在2014年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调查结果也显示该航班机长一直被抑郁纠缠，“有明确自杀嫌疑”。

　　普通职场人并未处于类似的高压情境中，但随着房价、物价、城市环境以及职场竞争等外部因素形成合力，职场逐渐成为抑郁症肆虐的重灾区。中国心理协会曾发布过一项“中国职场抑郁症调查”，数据称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患病率高达2.2%至4.8%，换言之，在职场中，每50人中就有一至两名抑郁症患者。

　　更关键的是，众所周知，抑郁症是一种与死亡直接相关的精神疾病，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医六院）医生唐登华称：“所有自杀者中，70%的人患有抑郁症；每7个抑郁症患者中，有一个最终自杀。”

　　从情绪角度讲，抑郁症患者频繁被悲伤、自责、焦虑等负面情绪困扰，“生命无价值”感是最为直接的体验。而从行为方面，病患通常活力受限、记忆力衰退、注意力涣散、食欲与性欲不振。而在职场中，抑郁带来的最直观问题便是效率下降及误工频繁。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此前接受采访时说：“抑郁症总被人们当作“犹豫不决”轻视，这些症状会对患者工作造成巨大负面作用，患者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工作，且更容易出错。”

　　在季飞的观察范围内，他认为同行抑郁成因与个人行事风格有直接联系。“有的人心比较高，或者说责任心比较强，他们会为一点差错反复自我责备。有的人则擅于自我调节，毕竟差错在所难免，只要结果可以接受，也就没必要对自己太过苛责。”季飞说道。

　　中国互联网巨子之一张朝阳曾有过一段典型的抑郁经历，而他的精神困境似乎与心性直接相关。张朝阳从小就自命非凡，“考试没得第一就会惩罚自己去冬泳”，但现实则直白得多，在互联网企业竞争中，没人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12年复出后，张朝阳复盘自己的抑郁经历：“成功者往往什么东西都必须按自己的意图走，我变得更加完美主义，想要控制一切，我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活150岁。”

　　在职场中，安于现状与不甘平庸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心理姿态？某种程度上讲，这可以归于“理想与现实”这一终极议题名下。在大城市的职场人群中，或许没有人称得上真正的“安于现状者”，但通常处处显露出“不甘平庸”的职场人更容易陷入“严以罪己”的抑郁状态。

　　新闻业是个充满了理想主义情结的行当，但在现实的钳制之下，这里成了职场抑郁的高发地带。

　　燕哥是北京一名媒体工作者。身为90后的他自称“从初中开始就有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识”他渴望引导与教化大众。供职于某电视台那段时期，燕哥的理想逐渐露出了底色。

　　他坦言，在理想的感召下，他多次尝试“触及一些不该触及的领域”——“我认为这是对社会的正向促进”。在最近几年，全国媒体管控不断收紧的大背景下，燕哥扎扎实实的体会到了高远志向背后的无力，他越是坚持，选题与内容连番被毙带来的挫败感越是尖锐。

　　离开电视台后，燕哥陷入了不断裸辞的怪圈，从精神到物质不断面临危机，最低谷的时候，“一面是消沉的自己，一面是房东的催单”。

　　正如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在《阿姆斯特丹》中写到的那样：“我们的大部分就像是冰川一样淹没无痕，凸现出来的只是那冰冷而又苍白的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在职场中，我们能感知到的，其实只是每个人身上最易于被人感知的部分，它经过了社会观念的洗刷，也被每个人自我修饰，重新铸造。在特定环境中，现代社会所传授的智识与理性足以让病患“看上去很正常”。

　　朋友们眼中的燕哥情绪饱满，语速惊人，“不愧是拿过几次北京市新闻奖的好青年”。谈起“抑郁”时，燕哥满脸苦笑道：“我曾经为之努力过的，但凡一丁点的改变都是有价值的。然而，那点努力扔到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根本是泥牛入海。”总结自己的困境时，燕哥将自己的病源归结于外部。

　　名人死于抑郁症的自杀案几乎每年都在发生，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跟进，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已经较为广泛，但在大众广为认识的“抑郁症”语境下，抑郁症与躁郁症（又称双相情感障碍，也有人将之称为焦虑型抑郁症）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医疗交流网站“丁香园”上描述了一些躁郁症在社会行为方面的鉴别方法：“表现为抑郁发作的患者，若伴随有混乱的社会心理应激事件、多次换工作、多次离婚、多次搬迁、破产以及各种不可预测性的行为等，则很有可能是躁郁症而非抑郁症。”

　　躁郁症极具隐蔽性，如同休眠火山。黄森是一名轻度躁郁症患者，他开口虽是一腔柔糯的江浙普通话，却有一副典型的东北糙汉子模样。“我一年可能会‘发疯’那么几次，如果手头的创意受阻正好和情绪碰上了，可能就会有点失控。”

　　作为一名新媒体编辑，黄森“把创意看得很重”，与友人干掉三壶800ML的清酒之后，他便尝试在街头找人茬架。一系列寻衅动作迅速得到了路人的回应，一名骑电动车的夜归人停车叫骂，黄森从路边抄起一辆自行车便要挥向路人，骑车人象征性地丢来一块砖头后，便驾车飞奔而去。

　　除了日常行为失常外，躁郁症状有时难免引起社会问题。有研究显示，双相障碍患者一年内自杀意念出现次数高于正常群体10倍以上，而病人一生里出现的自杀意念次数更是比正常群体高出15倍以上。2014年瑞典一项大范围观察研究表明，9.0%的双相障碍患者死于自杀。男性双相障碍患者死亡原因中非正常死亡（意外、自杀和暴力）占19.1%，女性则是11.8%。

　　在人类社会中，个体意志将无可避免的受挫，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自我认知受到各式各样的噪音干扰，欲求倍增，但满足欲求的资本却处于相对较为缓慢的变动状态中，精神疾病便蔓延开来。19世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的诗句足以描写抑郁症患者的这种心境：“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却无力诞生。”

　　因由于反复被负面情绪暗示，除行为表现上的失常外，抑郁症患者脑中通常已经出现器质性异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人员收集并解剖了一些抑郁症自杀者的脑部标本，结果显示样本大脑内的三种神经递质（5-HT、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浓度低于常人。大脑神经递质是负责在神经元间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前文提到的三种神经递质分别传递的是“情感感知力”、“生命动力”、“愉悦感”，它们出现异常，患者的“生无可恋”感就越发强烈。心理刺激因素通常只是诱因，当大脑受到持续、强大的外界刺激或压力，抑郁症等精神障碍便将不期而至。

　　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主动就医者仅10%，这10%中又只有20%曾接受系统治疗。普通人对抑郁症大多一知半解，患者在经受内源性痛苦时，为避免让亲友产生误解，时常选择避而不谈。而在职场环境下，“看精神科”要么是玩笑，要么可能会让人承担失业风险。另一方面，抑郁症有着明显的隐疾属性，它能够骗取自我认知，让患者接受“我就是这样的人”。事实上，现代医学环境下，针对三种神经递质研制的药品早已能够有效控制病症。

　　职场常见的轻度与中度患者要么并不认为自己被抑郁症困扰，要么接受“宿命”，等待自愈。

　　在北京朝阳门徘徊的那段日子里，笔者的发小小J一直在与求死的欲望同行。

　　小J10岁的时候,他经营汽修厂的生父因为家庭矛盾自杀，给小J留下了最初的死亡阴云，同时也意味着他优越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小J的继父是名矿区工人，送小J读完大学后，继父甚至为他介绍了在北京当某个“大人物”司机的工作。不幸的是，小J的继父去年因病去世，重组家庭陷入财务纠纷，小J忽然间“想明白了”。他想要在北京闹市区制造一起“意外”，结束一切。“买上两包3块5的都宝，然后在朝阳门外一直抽，然后看跳在哪辆车前面（死）比较体面。”小J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