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毒杀童年玩伴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令人忧心

　　隐秘的心魔

　　没人知道，仇恨的种子何时在陈晓雯心里滋长。

　　75岁的奶奶凌凤英跟陈晓雯的关系相对亲近一些，可这个必须依靠拐杖才能勉强行走的老人对孙女的世界也完全陌生。

　　只是出事了，老人才觉得，“那个疯女人打小就欺负这个没妈的孩儿”，凌凤英觉得，自小没人保护、没人倾诉的孙女，是“没有办法忍了”，才会杀人。

　　但凌凤英也承认，汤晓霞的智障母亲，从没对陈晓雯做出过特别恶劣的伤害。

　　黄婷婷觉得，或许正是母亲的缺位，才让陈晓雯对于来自同伴母亲的责骂分外敏感。

　　在银瓷完小学，留守孩子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大多数孩子的童年都跟爷爷奶奶一起度过。年轻的黄婷婷并没有刻意观察过留守孩子与其他孩子性格上的区别，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节后安排的第一篇课堂作文，题目是《新年新气象》。

　　汤晓霞和陈晓雯的作文从没有过完整的句子，在黄婷婷的记忆中，新年第一课，大部分孩子都有了新衣服或文具，只有她们俩，仍是老样子。

　　同龄孩子交上来的作文，大多数都跑题了，因为孩子们都没有提什么新年新气象，更多的句子是，“我喜欢过年，过年爸爸妈妈就能回来，我也不喜欢过年，过了年，他们就走了。”“我不想跟爸爸妈妈分开，但是他们必须要走。”“真希望‘年’能长一些，再长一些。”

　　衡阳县是传统的农业县，人口超过百万，当地官方曾有统计，约有30万人常年在外打工。这也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孩子要长期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

　　同时，打工生活的不稳定，也新生出许多问题家庭，最为普遍的是离异和家暴。

　　同样是衡阳县，2012年4月13日，12岁的留守少年小岳因为琐事先后杀死表弟、表妹和最疼爱自己的姑妈，引发舆论对留守儿童极端犯罪的忧虑。

　　三年后，悲剧再次上演于此地。

　　在长期闭塞的山村，究竟是什么让本该无忧无虑的少年变得乖张残忍，即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找不到答案。

　　无人告诫 何为对错

　　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

　　2014年2月18日晚，湖南娄底，14岁的留守少年肖明用刀刺死了来网吧找他的父亲。

　　肖明在小学时期曾是模范留守儿童，步入青春期后，开始沉溺于网络世界。他信奉暴力，也混迹进入了当地的少年江湖。春节期间打工回家的父亲同样相信暴力才能管教愈发不听话的儿子。但肖明对于父亲的第一次反抗，便以父亲的生命作结。

　　2014年4月11日深夜，江苏泰州，14岁少年薛毅用铁榔头砸脑袋、刀刺、毛巾塞嘴等方法将父亲杀害，然后骑电动车逃离，直至父亲尸体腐烂发臭、邻居报警才最终被警方控制。

　　这名少年一岁时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自己则跟80岁的奶奶一起生活。长期畸形的家庭环境让父子俩的沟通充斥着专制和暴力，直至悲剧发生。

　　除去家庭矛盾引发的留守儿童或少年犯罪问题，因为缺乏必要的陪伴和关爱，许多犯罪的孩子并没有辨别法律红线的能力。

　　2014年8月12日，四川自贡，13岁的留守少女苗丹误将邻居3岁女童撞倒，慌乱之下将女童扔入粪坑，致其死亡。接受审讯时，苗丹只是反复哭着说害怕，说怕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赔很多钱”，才选择抛尸。

　　衡阳县公安局一名基层干警表示，从警方办案的角度来说，并不能特别强调留守儿童或少年犯罪的概念，但近年来，涉及未成年犯罪的案例中，留守少年的情况愈发突出。

　　孩子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杀死姑妈三口的少年小岳，在把尸体简单藏了一下之后，自顾自地去网吧上网，接受审讯觉得疲惫之时，这个在当地最好学校读书的模范少年跟民警认真地问，“我明天可以去上学吗？”。

　　同样不知道“杀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陈晓雯，也多次问陪她接受讯问的老师黄婷婷“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学？”

　　上述干警表示，经手的这两个案例，两个12岁的孩子对于生命、犯罪、法律全然没有概念，换言之，在最该被好好教育的年纪，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与错。

　　犯错孩子的未来

　　让黄婷婷觉得悲哀的是，几天之中陈晓雯跟自己说的话，竟然比过去一年加起来还要多。

　　参与审讯，是陈晓雯第一次到县城。“啊，原来城里路边都有灯，这里的马路真宽真平……”从界牌到衡阳县城不过50几公里，却是陈晓雯从没见识过的世界。

　　办案民警请陈晓雯吃过一次肯德基，这个话不多的女孩在抿了一口甜筒后笑了出来，“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民警们既痛心又无奈，虽然未到年龄，不必承担刑责，但依照规定，陈晓雯会被送到省里的少管所待上至少3年。3年之后，孩子的出路在哪里，无人知晓。

　　这位民警说，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好教育的家长。自己接触的青少年犯罪各个类别都算上，每个犯错少年的背后，都有一个存在问题的家庭。

　　湖南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从事未成年案件审判工作的法官表示，从严格意义上说，“留守儿童”的概念本身就有非法嫌疑，因为严格说来，父母不在孩子身边，本身就是失职。

　　这个法官经手的案件，均是涉及未成年人严重刑事案件，但他对于这部分孩子却充满深刻的同情，“很多情况下是成人世界的失职，才催生了未成年犯罪。”这位法官说，“没有人是天生的罪犯，更何况是孩子。如果一个孩子选择杀人，在幼小的心里，该是积蓄了多少发泄不出去的痛苦和压抑。”

　　但在现阶段看来，生而不养，是中国乡村最无奈和最难改变的一个现实。

　　改变这一现状，目前看来，困难重重。另一层面，因为相关法律和社会机构的缺失，涉罪的孩子在我们国家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

　　而几年的少管所生活对于改写这部分孩子的人生，目前看来正面意义微乎其微。

　　陈晓雯的父亲至今不知道女儿杀人的事情，从年初离开家之后，年迈的父母并没有接到过儿子的任何消息。凌凤英说，媒体报道孙女的事情之后，她曾接到过一个女人的电话，凭声音她觉得那人可能是晓雯的母亲，但是那个电话很快挂断，至今再未响起。

　　失去两个女儿的汤和平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孩子离开之后，智障的妻子性情大变，每天堵在镇上的路上等着两个女儿回来，无奈，汤和平在老乡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陈晓雯，没人知道她未来的路该如何。黄婷婷最后一次见陈晓雯时，和她有一段对话：

　　“你们是不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

　　“你知道汤晓霞现在怎么了吗？”

　　“我不清楚。”

　　“你知道以后你再也不能跟汤晓霞玩儿了吗？”

　　陈晓雯没有说话，低着头，哭了起来。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