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呼吁拐卖儿童判死刑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其所作所为确实足够点燃为人父母的怒火。

　　首先，孩子被拐卖会摧毁一个家庭。另外，对孩子本身而言，他的生命脱离该有的轨迹，掌握在他人手里，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的孩子都会造成身体上或心理上的永久伤害，甚至成为人贩子的赚钱工具。

　　对于支持“死刑”的人而言，这把怒火浇熄的途径就是让施暴者得到最重的惩罚。人们认为只有死刑这样最严重的后果才能震慑人贩子，从而停止非法活动。

　　在我国拐卖儿童会判死刑吗？

　　相关法规是什么？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我们国家在针对拐卖儿童的法律上是有死刑的，比如说“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即便有死刑，实际上这种现象依旧严重。这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死刑无法根本抑制拐卖妇女儿童，但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在死刑面前依旧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侥幸逃脱法律，甚至有一部分人根本不懂法。

　　广州律师张慧说：犯罪分子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应该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简言之，就是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罚当其罪，罪刑相称。不应该一刀切、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判处死刑，应该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做判断。现实中，有不少人贩子贩卖的儿童，是由其亲生父母主动出售的，人贩子在中间起中介作用。并且，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犯罪，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是说法律越严苛，犯罪行为就越少发生。也就是说，死刑未必能根治人贩子问题。“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很多国家死刑废除后犯罪率并没有随之增加，而是降低了。废除死刑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我们国家近年来实际上也在减少死刑。”

　　除了呼吁拐卖儿童判死刑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1.呼吁建立更多的福利院，优化领养机制。

　　我们知道国外的福利院健全，对不能生育的家庭而言，去福利院领养孩子是无可厚非的选择。而在中国，尤其中国农村，领养观念几乎是空白，人们缺乏意识，同时手续繁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买孩子”的需求，那么“卖孩子”的供给就应急而生。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领养机制，减少“买孩子”的需求，打断拐卖儿童的需求链。

　　2.呼吁加大寻找失踪儿童警力及资源投入。

　　美国国会在1982年就通过了《少年儿童失踪法》，促使人们加强防范意识。一旦儿童遭到诱拐或绑架，联邦调查局会立即介入，开展高效的搜救行动。美国还设有“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发寻人布告，也可以请求该中心出动专业搜救小组。比如2009年10月轰动全美的“热气球男孩事件”，科罗拉多州一对父母向警方报案称，他们6岁的儿子爬入一个热气球升空不知去向。当天，美国各大电视台全天候进行了追踪报道，警方派出了两架军用直升机在北科罗拉多平原展开大面积搜索。虽然这一事件后来被曝光是一场为出名而策划的骗局，但美国警方和媒体对儿童失踪事件的全力以赴可见一斑。

　　中国人口众多，每年失踪的人口一万人左右(官方数字)，搜寻的财力人力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我们能做的是呼吁完善寻找失踪儿童的程序及方式，增加志愿组织，多一个人去搜寻，多一分钱去支持，都会多一份希望。我们多尽一份力量去呼吁，就有更多的志愿者和社会人士加入，增加找到孩子的可能性。

　　3.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情下，呼吁社会尊重生命

　　实际上，拐卖儿童现象在我国极为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转型期的贫富差距。

　　中国公益打拐志愿者队伍领军人物张志伟说：“现在来看人贩子和收买儿童的家庭，更多的是因为经济犯罪，因为贫困，从这些儿童的流转走向来看，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调查，被拐卖儿童里最大的群体第一是流动儿童，第二个群体是留守儿童。这跟中国经济的变迁，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志愿活动)，可以在短期内加大案件破案率或者减少发案率，但是在社会转型没有完成之前，从根本上杜绝拐卖犯罪可能性不大。”

　　在战乱和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人”成为交易品，人们漠视生命，只为了轻易牟取暴利。在中国，除了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之外，贫富差距是造成拐卖儿童的最大因素。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但我们依旧有责任去呼吁社会尊重生命，尊重人权。

　　在生命面前，愤怒是另一个犯罪形成的原因，严肃和冷静的态度才是正确解决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