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接种流感疫苗，不如众人一起接种

最近是流感疫苗接种季节，我已经做了不少流感疫苗科普，还带着全家去接种了流感疫苗。

但是说来惭愧，我从2000年起就从事疫苗接种管理工作，但是在我儿子（陶宝）出生前（2005年），我并没有身体力行地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我记得自己第1次接种流感疫苗，是因为2003年的SARS。那次，严峻的疫情让我们不得有任何闪失。专业人员经常要出现场去调查SARS病例，这个过程中可能感染SARS而发热，也可能巧合其他发热（流感导致发热是一种常见的巧合）。于是，我中心给所有专业人员都接种了流感疫苗。这么做，一方面是避免调查人员感染流感而无法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调查人员发热时，可以排除流感这个因素，提高诊断的效率。

如果SARS调查人员发热，那就麻烦了

我相信，那次SARS接种流感疫苗，是我中心很多专业人员第1次接种流感疫苗，其中很多人之后也并没有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按理说，疾控中心专业人员最懂得疾病预防的意义，可是据我观察他们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也并不乐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认识和行为并非总是一致的。

在有陶宝之前，我对于疫苗的热情仅仅是一种工作责任感。有了陶宝后，疫苗就是工作责任感与家人健康的高度结合。除了给儿子接种各种免费/自费疫苗外，我也开始和他一起接种流感疫苗。

我查了一下陶宝的接种证，他是从3岁（2008年）开始接种流感疫苗的，目前一共接种了10剂。我则是从2012年开始陪他一起接种，目前一共接种了6剂。

2014年底，陶妞出生了，我给她接种了大陆能接种到的几乎所有疫苗。陶妞从9月龄开始接种流感疫苗，目前一共接种了4剂。之前，一直是我带陶宝去接种疫苗，我爱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也没想过要建议爱人去接种流感疫苗。

陶妞出生后，我开始怂恿我爱人陪我一起给妞妞去接种疫苗。终于在去年9月底，我们一家四口都接种了流感疫苗。从那时起，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我要让全家一起接种流感疫苗成为一项年度家庭健康活动，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意识和家庭意识。

今年9月27日，可以说在百忙之中，我们全家安排出早晨的1个小时去接种了流感疫苗。去年，我给两个孩子选择的是上海生物的儿童/成人剂型预充产品（30元/40元），我和爱人选择的是巴斯德的成人剂型预充产品（52元）。接种后，陶宝和我爱人抱怨有明显疼痛，我和陶妞则没感觉。

今年，由于这个接种门诊只有巴斯德的儿童/成人剂型预充注射器疫苗，所以只能选这个牌子，价格是34.5元/57.5元。这次，我和陶妞还是毫无感觉，但我没有听过到陶宝和我爱人抱怨疼痛，只是我问起时才告诉我也有疼痛，但不如去年明显。

就在本周三，我还带领了6名同事去接种流感疫苗，但这只是一个意外。

这要从上周末我接到一个同事的咨询说起。

这个同事的女儿在上海迪斯尼工作。迪斯尼给员工免费福利接种流感疫苗，结果响应者寥寥，但她女儿想接种，我同事就替她女儿来问我注意事项。我回答后，这位同事也表示出对接种流感疫苗的兴趣。

我突然灵光一现：为什么我能组织家人一起去接种流感疫苗，就没想过组织同事去接种呢？于是，我马上把这个想法告诉这位同事，她非常赞同。

我的执行力很强。周一，我先与工作单位附近的接种门诊联系好，确定其工作时间、疫苗种类和价格；周二，在微信的工作群里发出倡议，用我全家一起接种的照片来证明我自己说到做到，然后又亲自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走访，当面宣传和沟通；周三中午，带领同事完成了这次流感疫苗接种活动。

6名同事在我的鼓励和组织下接种了流感疫苗

这次组织同事接种流感疫苗，实际参加的人数只有我同楼层同事人数的1/3。虽然我很热情地推荐，但除了比较熟悉的同事，其他部门的同事基本都没有参加。

从SARS那年统一安排接种流感疫苗到现在，14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到疾控中心的很多专业人员存在知识与行为偏离的情况。我中心在那以后除了2009年给员工接种过甲流疫苗，也没有再安排过员工去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感慨迪斯尼公司对于疾病预防的重视，可惜中国员工们大多数都不领情。在这种现实下，我国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只有2%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可以达到50%以上。

如何改变这种尴尬的现实呢？

大家都知道要宣传，让每个人都知道接种流感疫苗的重要性。可是，从知道到行动，还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巨大鸿沟。很多人已经知道流感疫苗的重要性，但就是无法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接种行为。

我认为，现在要做的，就是鼓励这些掌握知识的人尽快行动，只有真正的行动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去接种流感疫苗。

我觉得，在促成大家行动方面，我虽然带了一个好头，但我应该还可以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