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那年，我得了艾滋病……

　　都到了嘴边，杨光（化名）还是狠狠地把话给咽了回去。

　　自己一直都是母亲的骄傲，班里唯一考入大城市的学生，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还当选了学生会部长。

　　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每天晚上九点半是杨光的吃药时间，三种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一种都不能少。

　　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杨光提前准备了一周的药，先拿卫生纸把药团起来，再拿胶带缠住，

　　放进一个透明的袋子，藏在衣服里，每晚躲在房间里偷偷吃。

　　可能是自己的一些奇怪举动还让妈妈察觉到了，过完年的回程火车上，杨光收到母亲略带哭腔的微信语音：

　　“儿子，你有啥病一定要跟妈说，大不了咱们好好治。”

　　听完微信，杨光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拳头用力抵住心脏的位置，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如果没被感染，未来肯定不一样

　　2015年9月的这天是杨光人生的分水岭，隐匿在他体内的艾滋病毒被发现了。“出结果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一圈一圈漫无目地走着，感觉再也看不见未来了。”那时的杨光是一名大三学生。

　　从小到大，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杨光都是标准的好学生。国家“211工程”重点院校、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当选学生会部长……杨光身上，有很多耀眼的光芒。

　　然而，有件事却让他纠结不已。从大一开始，身边的同学陆续都有了女朋友，杨光也试着跟女孩相处，但他只感觉到别扭。这件事甚至一度让他自卑，怀疑自己不正常。

　　纠结了一年，杨光才渐渐在内心承认了自己——同性恋。他搜集资料，了解到同性恋与异性恋都是正常性向，同时也了解到，男男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行为。

　　这些理论知识，杨光都知晓了。可是，在一次约会中，意外还是发生了。大三上学期，通过一个同性恋交友软件，杨光和一位聊得来的男生私下见面，很快发生了性关系。虽然杨光一直要求对方做好保护措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中途对方取下了安全套。

　　就是那一次，杨光被感染了。

　　那年暑假，杨光上吐下泻，高烧不退，检查怀疑是急性肠胃炎。输液一周，症状虽然有缓解，但没好彻底。独自去一家服务“同志”的公益检测室做检查，结果是“两道杠”，“当时心里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中直言不讳：“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

　　之后，全国各地不断报出青年艾滋感染情况。在北京，2016年15~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艾滋病整体增幅。上海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男性为主，有1794例，其中18~24岁年龄段占1/4。湖北累计有139所学校的537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

　　杨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如果我没被感染，我的未来一定是另一番结果。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自由的大学生活，暗藏的风险

　　知识都懂，可还是被感染了，为什么？

　　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的摸底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7.1%接受婚前性行为。

　　健康时报记者近日在北京一些高校随机采访发现，很多学生都知道艾滋病相关知识，但都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大学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由，同时又很安全，”杨光说。而这样的自由和安全背后，却隐藏着风险。

　　“没有人告诉你，艾滋病离你有多近；没有人告诉你，在交往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没有人告诉你，一旦感染了，该怎么办。”杨光回忆，初中生物课讲男女生殖器构造，老师只是照着课本念一遍。高中时讲精子和卵子如何结合形成受精卵，也仅停留在生物课的层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教育课。

　　大学里有时会举办艾滋病讲座，真正认真听的没几个人。“去听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发生高危性行为，还有些同学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学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曾表示，中国目前约3亿在校青少年学生，每年有20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开展学校防艾和性健康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大学生处在青春期迈向成人社会的十字路口，脱离了家长的约束。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理也在逐渐成熟。可学生们不懂的是，更大的自由确实可能带来更大的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正确的性教育缺课，错误扭曲的信息就会入侵。杨光说，“A片”才是他的性教育老师，高中时宿舍里的男生偷偷看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成人电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说，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青少年了解性知识，更多是通过网络。

　　红石榴公益组织木木经常会在个人微博上动员一些有高危性行为的学生尽早去做检测。这些年，他服务过不少大学生感染者。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些孩子太稚嫩了，稚嫩的同时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在没被感染之前，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为了一时快感铤而走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曾建议，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扩大防艾知识宣传面，比如，在一些游戏设置弹出框，介绍防艾知识。

　　每年艾滋病日，是最不愿意打开手机的一天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杨光感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无形的。

　　为了不让室友发现，杨光把药瓶藏在衣柜里，把柜子上了锁。每天晚上到点，趁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假装喝水，很快把药吃下去。

　　“我们宿舍的关系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我绝不敢告诉他们，”杨光说。

　　也不敢告诉妈妈。“母亲是很要强的人，我怕她接受不了，我一直是她的骄傲，”杨光说。如果公开性取向和病情，不仅是自己，父母也会受到周遭的压力甚至歧视，这个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正确认知仍然很欠缺。

　　小时候，杨光就在老家听到过传言，说有人得了艾滋病，见人就砍，把自己的血溅到别人的伤口上，由此传染艾滋病病毒。这些荒谬的传言，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艾滋的认知。

　　一位大学生感染者说，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天，是艾滋感染者最不愿意打开手机的一天。很多人都在制造恐慌，很少有人谈HIV是什么，而是去质疑，为什么他们会感染，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自己。还有人在文章下留言，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

　　“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尊重那些同样肩负着未来的少数孩子的生命呢？”张北川认为，教育应该细化在根上，这个“根”就是反歧视，但目前这样的工作在中国还未真正开展。不仅仅是针对学生，对家长和社会的教育更应加强。

　　性教育，是预防艾滋最好的疫苗

　　杨光在日记本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走出校门的那一刻，青春便不在。趁青春，把握剩下的两年时光。那是2014年3月，他还是一个没有被艾滋病毒打扰的青年，对于未来，他有着太多憧憬和希望。

　　但如今，病毒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其他学生一样，面临就业选择，是否留京。和其他学生不一样的是，他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的病，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不适合做什么。

　　最后，他选择了一份时间相对灵活的工作，这样可以不用请假去医院定期检查。他很想回到父母身边，但他说要等混好了，再回去。

　　杨光的经历并非个案。在各类大学生艾滋病交流群中，记者看到太多的“杨光们”。杨光说希望通过他的故事，让社会了解到学生性教育的重要性，让以后和他一样的孩子，不会再遭遇类似的事情。

　　近些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一直建议，将“性教育”写入教学大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性教育课程的真正落实。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更是建议，制定《艾滋病防治法》，要注意艾滋病不仅是入侵大学校园，更逐步向高中生、初中生蔓延，感染人群日趋低龄化。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也提出，对于青年学生等重点人群，应当强化艾滋病感染风险及道德法治教育，避免和减少易感染艾滋病行为。

　　目前国内已有地方开始重视学校性教育。例如，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向全国53个地区的大中小学幼儿园援建了805所“青爱小屋”，帮助学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性健康、心理健康教育。“青爱工程”在云南省盈江县负责人杨春艳花了三年半的时间，让教育部门重视性教育，并将其纳入教学计划。现在，盈江县所有学校每周有固定的性教育课时，跟其他课程一样被纳入考核中，杨春艳说“对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我们就会讲艾滋病的知识。初中阶段我们会讲性别认同，告诉孩子们同性恋也是正常的。”

　　教育部门的重视、多部门的协作、全社会的支持，对于青年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绝非空话。

　　现在，杨光渐渐学会与疾病坦然相处，他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保持合理的作息，平衡的膳食，积极的心态。最重要的是，这个疾病让他重新学会哭泣。不管是看感动的电影，还是听熟悉的歌，他都会从心里面鼻子一酸。

　　杨光说，“如果有一天，社会能真正接纳同性恋，正视艾滋病，我会找一个爱的人，带他回家。”